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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制改革的议题，还是在雁门关大战之前，相公们就已经拿到了框架。
整个官制改革的方案，基本上是官家定大方向，相公们拟草稿，又经过几次上下反复，才最终成稿的。
朝臣们原本应该清楚，之所以召集这次扩大化的议政，赵曦并不是多此一举。
按赵曦后世的经验，所谓的讨论稿，真正用心去琢磨的并不多，只有到了最后关头，人们才会从自己的利益入手，开始考虑即将成稿的方案对自己的利害。
这一次议政，赵曦也只是开个头，就跟高遵甫开口询问一样，只需要把这个讨论的形式打开即可。
而赵曦问富弼的那句话，就是明白的告诉相公们：接下来是你们的事。
确实，接下来的讨论并不激烈，或者说更像是一次答疑，无非是《时论》释义的重复，或者是口语化。
这次议政基本囊括了国朝一定层面上各种类型，完成这一次的答疑，也就可以昭告天下了。
所谓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划分。即便赵曦是以稳定和减少变动为原则，也一样存在获利者和失利者。
官阶，为将着重点放在资历上，也是为考虑那些经年老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现状，采取了以资历取平本官俸禄的办法。
比如苏轼和吕惠卿，同为嘉佑二年，但如今的本官其实是有差别的。就包括冯京那一届，吴充那一届，甚至韩琦、王珪以及富弼他们的同年，如今的本官绝对不会相同。
官制改革后，只要是资历相同，没有严重的过错，在本官俸禄上，朝廷会取平，只用差遣俸禄去区分。
这是一个模糊的统计和核算方法。
相对于居朝堂高位者，在本官俸禄方面可能吃亏了，可只要加上差遣俸禄和勋爵，一样保持现有的水平。
而差遣官位不高，资历相对老一点的官员，无非是将各种贴钱在本官和差遣中换个说法发放。
再结合官制改革中提到的逐年增加比例，差遣不同，未来实际到手的钱粮会越拉越大。这一点能很大程度的激发臣工的上进心，以谋的更高更好的差遣，对于改变国朝当下怠政懒政有极大的好处。
对于资历深差遣低，本官也低的朝臣，暂时来看，短时间是获利了，最起码本官俸禄有所提升。可看明白整个官制改革的实质，就会对擢升有很大的玉望。
乍一看，似乎朝廷会增加支出，或许国朝的臣工都以为会增加支付，但贾宪率领的核算组，详细核算的结果是，在官制改革后，朝廷每年将减少二十多万贯的俸禄支付……事实上，赵曦准备着增加支出的，只是混乱的俸禄机制，在经过清理后，让朝廷有了结余。
“关于任期制的问题需要官家与诸位相公明示。新官制规定，州府郡县的主副官，以及各地驻军主副官都是五年任期制。期满调任，不知这调任的依据如何？”
讨论的气氛很好，不仅限于六部九卿的主官，就连苏辙这样讲武堂的教导也参与了。
苏辙这应该是为他那儿老让人操心的二哥苏轼问的。
“州府郡县的主副官以及军伍厢一级以上的将帅，必须执行五年期满调任制度，这一点没有任何余地。”
“至于调任的依据，这里面涉及到吏部考评、监察衙门意见等各方面因素。调任的权限在官家，参考的依据是考评。”
“每年吏部都整理一份任期满的官员名单，并标注其历年考评结果，经由内阁和监察衙门审核后，呈报官家予以调整。”
“基本原则是有上有下，有进有出。什么意思呢，就是监察衙门有相关处罚记录者、吏部考评为差者，将降低差遣调任。比如由上州调任下州，比如由一州主官调任辅官。”
“考评中平者，辖地也无其他事故，或者出现灾荒未发生大灾难等等情况，原则上是平调。”
“而考评优秀者，辖区产业发展迅速，甚至有创新产业等等，将予以擢升。当然，这一切均由官家决断。”
这不完全属于官制改革的内容，应该属于运行机制和流程的范畴。
富弼回答的，是在商议官制改革中，相公们提到后，赵曦给出的初步设想。
本来赵曦准备让吏部拿意见，只是相公们以为这一点没必要太明确，应该给内阁和君王留余地。
说到任期，赵曦对于议政和内阁并没有做任期的限定。
怎么说呢，要说议政，虽然有本官或者官阶俸禄，但议政并不是常设职位。
之所以确定议政的最高和最低官阶俸禄，是对议政权限的推崇。
议政的任期基本上是随官员差遣而定。比如开封府知府，基本确定为议政，还是排位靠前的议政。
但是，开封府知府有任职年限，如果在任期内违反了监察条例，或者吏部考评为差，那么任期满后的调任就肯定会调任下州府主官，议政排位是肯定靠后了，甚至会失去议政的席位。
这时候，就不再享有议政的官阶俸禄了。
当然，如果是任期满后擢升，自然也不会再享受议政的官阶俸禄，而是享受内阁的官阶俸禄。
国朝的官制，在赵曦看来，就一点是最值得称颂的，那就是低职高用和高职低用。而这次的官制改革，也完全的继承下来了。
这也是赵曦在考虑官阶俸禄、差遣俸禄以及确定议政俸禄标准的因素之一。
以蔡确和吕惠卿为例，从官阶俸禄上，蔡确嘉佑四年，吕惠卿嘉佑二年，蔡确的官阶俸禄比吕惠卿低。
在差遣俸禄上，蔡确跟吕惠卿基本持平。这就造成蔡确实际到手的钱粮，比吕惠卿少。
可在整个国朝朝堂职能上，蔡确作为副总监察、内参总编撰，并不比吕惠卿的市易寺主官轻。
而议政确定了官阶俸禄，就会将他俩实际钱粮取平。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公平，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公平。这不仅取决于是否拥有议政席位，还有本身官阶的因素。
就比如吕嘉问，他属于恩荫得官，跟工坊城李诫类似，资历要比李诫深。
新官制下，吕嘉问的官阶俸禄重新厘定，将高于李诫的官阶俸禄。但是，李诫作为工坊城的辅官，是确定拥有议政席位的，而吕嘉问却不确定。
议政席位上有了差别，李诫的俸禄总计要比吕嘉问高出很多，又不能跟吕惠卿、蔡确相比。
议政席位，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差遣更重要。当然，差遣本身就是议政席位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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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制改革的议题，还是在雁门关大战之前，相公们就已经拿到了框架。
整个官制改革的方案，基本上是官家定大方向，相公们拟草稿，又经过几次上下反复，才最终成稿的。
朝臣们原本应该清楚，之所以召集这次扩大化的议政，赵曦并不是多此一举。
按赵曦后世的经验，所谓的讨论稿，真正用心去琢磨的并不多，只有到了最后关头，人们才会从自己的利益入手，开始考虑即将成稿的方案对自己的利害。
这一次议政，赵曦也只是开个头，就跟高遵甫开口询问一样，只需要把这个讨论的形式打开即可。
而赵曦问富弼的那句话，就是明白的告诉相公们：接下来是你们的事。
确实，接下来的讨论并不激烈，或者说更像是一次答疑，无非是《时论》释义的重复，或者是口语化。
这次议政基本囊括了国朝一定层面上各种类型，完成这一次的答疑，也就可以昭告天下了。
所谓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划分。即便赵曦是以稳定和减少变动为原则，也一样存在获利者和失利者。
官阶，为将着重点放在资历上，也是为考虑那些经年老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现状，采取了以资历取平本官俸禄的办法。
比如苏轼和吕惠卿，同为嘉佑二年，但如今的本官其实是有差别的。就包括冯京那一届，吴充那一届，甚至韩琦、王珪以及富弼他们的同年，如今的本官绝对不会相同。
官制改革后，只要是资历相同，没有严重的过错，在本官俸禄上，朝廷会取平，只用差遣俸禄去区分。
这是一个模糊的统计和核算方法。
相对于居朝堂高位者，在本官俸禄方面可能吃亏了，可只要加上差遣俸禄和勋爵，一样保持现有的水平。
而差遣官位不高，资历相对老一点的官员，无非是将各种贴钱在本官和差遣中换个说法发放。
再结合官制改革中提到的逐年增加比例，差遣不同，未来实际到手的钱粮会越拉越大。这一点能很大程度的激发臣工的上进心，以谋的更高更好的差遣，对于改变国朝当下怠政懒政有极大的好处。
对于资历深差遣低，本官也低的朝臣，暂时来看，短时间是获利了，最起码本官俸禄有所提升。可看明白整个官制改革的实质，就会对擢升有很大的玉望。
乍一看，似乎朝廷会增加支出，或许国朝的臣工都以为会增加支付，但贾宪率领的核算组，详细核算的结果是，在官制改革后，朝廷每年将减少二十多万贯的俸禄支付……事实上，赵曦准备着增加支出的，只是混乱的俸禄机制，在经过清理后，让朝廷有了结余。
“关于任期制的问题需要官家与诸位相公明示。新官制规定，州府郡县的主副官，以及各地驻军主副官都是五年任期制。期满调任，不知这调任的依据如何？”
讨论的气氛很好，不仅限于六部九卿的主官，就连苏辙这样讲武堂的教导也参与了。
苏辙这应该是为他那儿老让人操心的二哥苏轼问的。
“州府郡县的主副官以及军伍厢一级以上的将帅，必须执行五年期满调任制度，这一点没有任何余地。”
“至于调任的依据，这里面涉及到吏部考评、监察衙门意见等各方面因素。调任的权限在官家，参考的依据是考评。”
“每年吏部都整理一份任期满的官员名单，并标注其历年考评结果，经由内阁和监察衙门审核后，呈报官家予以调整。”
“基本原则是有上有下，有进有出。什么意思呢，就是监察衙门有相关处罚记录者、吏部考评为差者，将降低差遣调任。比如由上州调任下州，比如由一州主官调任辅官。”
“考评中平者，辖地也无其他事故，或者出现灾荒未发生大灾难等等情况，原则上是平调。”
“而考评优秀者，辖区产业发展迅速，甚至有创新产业等等，将予以擢升。当然，这一切均由官家决断。”
这不完全属于官制改革的内容，应该属于运行机制和流程的范畴。
富弼回答的，是在商议官制改革中，相公们提到后，赵曦给出的初步设想。
本来赵曦准备让吏部拿意见，只是相公们以为这一点没必要太明确，应该给内阁和君王留余地。
说到任期，赵曦对于议政和内阁并没有做任期的限定。
怎么说呢，要说议政，虽然有本官或者官阶俸禄，但议政并不是常设职位。
之所以确定议政的最高和最低官阶俸禄，是对议政权限的推崇。
议政的任期基本上是随官员差遣而定。比如开封府知府，基本确定为议政，还是排位靠前的议政。
但是，开封府知府有任职年限，如果在任期内违反了监察条例，或者吏部考评为差，那么任期满后的调任就肯定会调任下州府主官，议政排位是肯定靠后了，甚至会失去议政的席位。
这时候，就不再享有议政的官阶俸禄了。
当然，如果是任期满后擢升，自然也不会再享受议政的官阶俸禄，而是享受内阁的官阶俸禄。
国朝的官制，在赵曦看来，就一点是最值得称颂的，那就是低职高用和高职低用。而这次的官制改革，也完全的继承下来了。
这也是赵曦在考虑官阶俸禄、差遣俸禄以及确定议政俸禄标准的因素之一。
以蔡确和吕惠卿为例，从官阶俸禄上，蔡确嘉佑四年，吕惠卿嘉佑二年，蔡确的官阶俸禄比吕惠卿低。
在差遣俸禄上，蔡确跟吕惠卿基本持平。这就造成蔡确实际到手的钱粮，比吕惠卿少。
可在整个国朝朝堂职能上，蔡确作为副总监察、内参总编撰，并不比吕惠卿的市易寺主官轻。
而议政确定了官阶俸禄，就会将他俩实际钱粮取平。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公平，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公平。这不仅取决于是否拥有议政席位，还有本身官阶的因素。
就比如吕嘉问，他属于恩荫得官，跟工坊城李诫类似，资历要比李诫深。
新官制下，吕嘉问的官阶俸禄重新厘定，将高于李诫的官阶俸禄。但是，李诫作为工坊城的辅官，是确定拥有议政席位的，而吕嘉问却不确定。
议政席位上有了差别，李诫的俸禄总计要比吕嘉问高出很多，又不能跟吕惠卿、蔡确相比。
议政席位，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差遣更重要。当然，差遣本身就是议政席位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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