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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出身于一个读书人家，她的名字燮柔还是她当过秀才的爷爷给起的，取自《书?洪范》中“燮友柔克”一词，意思是希望她一生和顺，以柔顺见胜。但这孙女儿却时乖命蹇，还未出生，上面三个哥哥害瘟疫死了两个，到三岁时她当教书匠的父亲又中年早逝，从此这一家人就靠母亲独自支撑。祖上没有留下土地，也没有留下其它什么大的家产，母亲带着她和长她十岁的大哥只能依靠做手工活和变卖家中一些小物件艰苦度日。抗日战争暴发那年，在外求学的大哥突然和家里失去联系，过好几年才知道他去了延安，去投奔一个堂叔。这个堂叔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了，是**的一个重要人物。这样家里就剩下她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艰苦度日。母亲虽然是旧式妇女，没念过书，但却是个明白事理的女人，尽管当时生活极其艰难，但仍然让女儿读完了中学。为了能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张老师中学毕业后留在了故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一直到解放初期母亲病故她才重拾学业。五零年她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她分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那里她认识了她的丈夫，他大她九岁，是个治学严谨的人，在中国历史和古印度历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虽然四十不到，却已是当时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权威性的人物。他们在一起作为同事相处了好几年，他很喜欢她，但腼腆的性格使他不能对她有所表示。虽然她也同样的喜欢他，但作为一个姑娘，她能怎么办呢？终于有一天有个同事看不下去，替他们捅破了窗户纸。婚后他们生活的非常幸福，尽管有时候他们会为学术问题争的脸红脖子粗，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
张老师对丈夫的观点非常赞同，所以她也参与到了其的写作过程中。这篇文章是以他们夫妻的名义发表的，刚一出来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文章中带着马尔萨斯气味的观点明显的有和**“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唱反调的嫌疑存在，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义愤――特别是在历史研究之外的人群里。每天都有反对他们的文章发表，她的丈夫有时也写些东西予以回应。开始张老师对这些并不太在意，以为这只不过是普通的学术争论，并没有牵涉到现今的政治。但到五七年下半年，风云突变，周围的一切都变的严峻起来。对他们那篇文章也开始上纲上线，原来自发零散的批评也改成了有组织的批判，调子也变的越来越激烈，说那篇文章是西方资产阶级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中国版，是为反动文人马寅初明目张胆翻案，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她的丈夫出身地主）炮制出的反马列、反**思想的大毒草……学术争论转化成政治争执。问题变的非常严重，组织上已多次找他们谈话，要他们深刻的认识自己的错误，报纸和学术刊物上也不再刊登他们的回应文章。张老师意识到了形势的危机，她对丈夫说：她的成分比他好，由她一个人把事情顶下来，主动认个错，处理可能会轻一点。丈夫摇摇头，没有同意，他说他不能让她去背黑锅，况且现在她还怀着他的孩子。一天他瞒着她，一个人去找领导，把责任全部承担下来，他说这篇文章完全是由他一个写下来的，他是在妻子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她的名字写上去的，他这么做是为了让她在明年评副研究员时积累些资本。他的话说的合情合理，所以在妻子得知消息后找组织“更正”的时候，没有人再相信她的说法。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完全出人意料，当时才三十岁的张老师完全被吓懵了，在绝望中她去找在空军政治部身居要职的哥哥，但哥哥明确表示他无能为力，她丈夫的事是被中央定了性的，他出面疏通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将自己也套进去;现在妹妹应该做的是彻底的和丈夫划清界线，因为那个人已经完了，不可能再活着出来。她被哥哥的“冷静和理智”激怒了，没有等话说完就离开了。从此她再没有见过哥哥，也没有再给他去或回过一封信。
不久之后，“死不改悔”的丈夫便被送到青海的冰天雪地劳动改造去了，在他临走的时候，她见了他最后一面。在戒备森严的秦城监狱里，当戴着冰冷手铐脚镣的丈夫隔着铁栅栏看到挺着大肚子的妻子时，他的眼睛潮湿了，他说自己对不起她，让她受了连累，恳求妻子和他离婚。但妻子坚决拒绝了，她说到死都不会做这件事。听到这话他失声痛哭，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流泪。分手时候他含泪嘱咐妻子要好好的活下去，将即将生产的孩子抚养长大，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当时她虽然已肝胆俱裂，但却哭不出一滴眼泪，因为她的泪水已经哭干了。一个月以后，他们的孩子出世了，是一个男孩。可是她没有实现他的期望，孩子在出生一个星期后便夭折了。这双重打击几乎让她精神崩溃，如果不是因为不想让服无期徒刑的丈夫彻底失去希望，她一定会选择自杀这条路的。半年后她打报告要求回故乡，组织上立刻顺水推舟予以批准，因为这样的人实在不宜再留在“祖国的心脏”。她回家乡后便去了从前教过书的乌石小学，成为那里唯一的一个拿国家工资的小学教师。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她曾经三次去青海看望自己的丈夫，但每次都没有让他们见面。一个被认为对无产阶级专政构成重大危险的人是没有被探视和通讯的权利的。不过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每年青海劳改部门还是会给张老师去一个通知，让她知道他还活着以及他大概活的状况。但到了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种联系中断了，从此她再不知道他的死活。一直到七零年局势平静一点，她才又一次去青海查找丈夫。但在文革的极度混乱时期，青海劳改局也遭到了冲击，许多资料都已经丢失，她丈夫的档案也早已不知去了什么地方。他在哪里？是死是活？都无处知晓。不过，她相信他一定还活着，并且总有一天会被无罪释放，回到她的身边。
张老师出身于一个读书人家，她的名字燮柔还是她当过秀才的爷爷给起的，取自《书?洪范》中“燮友柔克”一词，意思是希望她一生和顺，以柔顺见胜。但这孙女儿却时乖命蹇，还未出生，上面三个哥哥害瘟疫死了两个，到三岁时她当教书匠的父亲又中年早逝，从此这一家人就靠母亲独自支撑。祖上没有留下土地，也没有留下其它什么大的家产，母亲带着她和长她十岁的大哥只能依靠做手工活和变卖家中一些小物件艰苦度日。抗日战争暴发那年，在外求学的大哥突然和家里失去联系，过好几年才知道他去了延安，去投奔一个堂叔。这个堂叔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了，是**的一个重要人物。这样家里就剩下她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艰苦度日。母亲虽然是旧式妇女，没念过书，但却是个明白事理的女人，尽管当时生活极其艰难，但仍然让女儿读完了中学。为了能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张老师中学毕业后留在了故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一直到解放初期母亲病故她才重拾学业。五零年她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她分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那里她认识了她的丈夫，他大她九岁，是个治学严谨的人，在中国历史和古印度历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虽然四十不到，却已是当时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权威性的人物。他们在一起作为同事相处了好几年，他很喜欢她，但腼腆的性格使他不能对她有所表示。虽然她也同样的喜欢他，但作为一个姑娘，她能怎么办呢？终于有一天有个同事看不下去，替他们捅破了窗户纸。婚后他们生活的非常幸福，尽管有时候他们会为学术问题争的脸红脖子粗，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
张老师对丈夫的观点非常赞同，所以她也参与到了其的写作过程中。这篇文章是以他们夫妻的名义发表的，刚一出来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文章中带着马尔萨斯气味的观点明显的有和**“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唱反调的嫌疑存在，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义愤――特别是在历史研究之外的人群里。每天都有反对他们的文章发表，她的丈夫有时也写些东西予以回应。开始张老师对这些并不太在意，以为这只不过是普通的学术争论，并没有牵涉到现今的政治。但到五七年下半年，风云突变，周围的一切都变的严峻起来。对他们那篇文章也开始上纲上线，原来自发零散的批评也改成了有组织的批判，调子也变的越来越激烈，说那篇文章是西方资产阶级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中国版，是为反动文人马寅初明目张胆翻案，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她的丈夫出身地主）炮制出的反马列、反**思想的大毒草……学术争论转化成政治争执。问题变的非常严重，组织上已多次找他们谈话，要他们深刻的认识自己的错误，报纸和学术刊物上也不再刊登他们的回应文章。张老师意识到了形势的危机，她对丈夫说：她的成分比他好，由她一个人把事情顶下来，主动认个错，处理可能会轻一点。丈夫摇摇头，没有同意，他说他不能让她去背黑锅，况且现在她还怀着他的孩子。一天他瞒着她，一个人去找领导，把责任全部承担下来，他说这篇文章完全是由他一个写下来的，他是在妻子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她的名字写上去的，他这么做是为了让她在明年评副研究员时积累些资本。他的话说的合情合理，所以在妻子得知消息后找组织“更正”的时候，没有人再相信她的说法。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完全出人意料，当时才三十岁的张老师完全被吓懵了，在绝望中她去找在空军政治部身居要职的哥哥，但哥哥明确表示他无能为力，她丈夫的事是被中央定了性的，他出面疏通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将自己也套进去;现在妹妹应该做的是彻底的和丈夫划清界线，因为那个人已经完了，不可能再活着出来。她被哥哥的“冷静和理智”激怒了，没有等话说完就离开了。从此她再没有见过哥哥，也没有再给他去或回过一封信。
不久之后，“死不改悔”的丈夫便被送到青海的冰天雪地劳动改造去了，在他临走的时候，她见了他最后一面。在戒备森严的秦城监狱里，当戴着冰冷手铐脚镣的丈夫隔着铁栅栏看到挺着大肚子的妻子时，他的眼睛潮湿了，他说自己对不起她，让她受了连累，恳求妻子和他离婚。但妻子坚决拒绝了，她说到死都不会做这件事。听到这话他失声痛哭，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流泪。分手时候他含泪嘱咐妻子要好好的活下去，将即将生产的孩子抚养长大，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当时她虽然已肝胆俱裂，但却哭不出一滴眼泪，因为她的泪水已经哭干了。一个月以后，他们的孩子出世了，是一个男孩。可是她没有实现他的期望，孩子在出生一个星期后便夭折了。这双重打击几乎让她精神崩溃，如果不是因为不想让服无期徒刑的丈夫彻底失去希望，她一定会选择自杀这条路的。半年后她打报告要求回故乡，组织上立刻顺水推舟予以批准，因为这样的人实在不宜再留在“祖国的心脏”。她回家乡后便去了从前教过书的乌石小学，成为那里唯一的一个拿国家工资的小学教师。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她曾经三次去青海看望自己的丈夫，但每次都没有让他们见面。一个被认为对无产阶级专政构成重大危险的人是没有被探视和通讯的权利的。不过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每年青海劳改部门还是会给张老师去一个通知，让她知道他还活着以及他大概活的状况。但到了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种联系中断了，从此她再不知道他的死活。一直到七零年局势平静一点，她才又一次去青海查找丈夫。但在文革的极度混乱时期，青海劳改局也遭到了冲击，许多资料都已经丢失，她丈夫的档案也早已不知去了什么地方。他在哪里？是死是活？都无处知晓。不过，她相信他一定还活着，并且总有一天会被无罪释放，回到她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