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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昺对孙吴的长江防线进行了番研究，是因为其对自己面临的形势相似，但千年之后沧海桑田，形势变迁，他知道这些只能参考，却不能生搬硬套。而自己的身边人却有很多人都是本朝长江防线失守的亲历者，他也与他们做过深入的讨论和分析，希望能从中得到些有用的东西。
但是得到的结果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文臣归咎于武将不肯用命，临阵叛降；武将则赖文官只知内斗，事事擎肘，贪生怕死。还有人以为权臣操弄权柄，排出异己，打压良臣猛将，自毁长城；也有人说朝廷贪污腐化成风，文臣武将只知不择手段往自己兜里捞钱，导致民怨沸腾，官不思报国，将不愿效力疆场。
当然赵昺还知道他们有些话没说，不过潜台词却是皇帝昏庸，任用奸佞，挥霍无度浪费国孥，以致名不聊生，可这些他们不敢明说，自己也只能当做听不懂。反正结果就是谁也没责任，自己是最冤枉的一个，可他清楚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有钱了’，使得宋朝自上而下都不愿意破坏这种好日子，宁愿偏安于江南，复国之心已然淡了。那么谁提北伐谁倒霉，谁想复国谁下台，这却可称得上符合上上下下的民意了。
不过赵昺从众人的口中感觉南宋在江淮一带的防御，淮河、运河和长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淮河是第一道防线，淮河下游支流汇入淮河的河口多是防御的重点，尤其是黄河入淮的山阳、淮阴一带，夺取河口，便可以沿运河至扬州渡江。所以宋代淮东防御的重点就是沿运河至淮河一线布防。尤其是是滁州、真州，这是淮西和淮东过渡连接的地方，向南正对南京；也是北方军队从淮西或淮东方向渡过淮河以后有可能分兵攻夺的地区。
而长江被宋廷一直所看重，不仅是最后一条防线而需要宋军孤注一掷，同时，宋朝也认识到自己在长江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往往具有扭转战局的可能。首先能够利用长江，南京上游的驻军可以迅速集结援防，沿运河从容南撤，重新在镇江以北布防；另外沿江南的运河，江南的军队可以集结在镇江、泰州；甚至江苏、浙江的军队可以沿海路进入长江。
所以长江和运河河道的便捷，使宋军能够迅速调动江南甚至在江汉平原更大腹地内的军事力量；当然就近富庶的鄱阳湖平原、赣江流域和长江下游三角洲平原的物资，则能很便利的集结以保障军需；再有就是宋军水军的优势，在湖泽和运河地区，北方的优势骑兵多无法施展，虽然北军从淮东南下，并有渡江计划的话，最初预备的船只不会很多，更多的船只需要在到达长江北岸后加紧制造，仓促之际北军的水师相对不会占优势。
另一个方面就是赵昺问过的行朝中无论是朝中重臣，高级武将，还有那些在野名士，都对‘守江必守淮’格外推崇，认为要想保住江南必须要夺取江淮，且要确保荆襄之地。对此他也做了些功课，觉得不无道理。荆襄地区和两淮地区，因地理上的便利，具有能够互相援防的优越条件，这一点，增强了南宋在淮河和长江之间东西的宽阔地带有力阻击北兵信心和优势。
当然这一条件的实现的前提是，荆襄方面的襄樊的防守必须是稳固的。因为只有这样，原来作为荆襄后援基地的武昌、鄂州地区的军队，包括鄂东北黄、蕲、舒方向的军队，分别从长江和长江北岸的平旷地带分兵向东增援两淮和长江的战事，岳飞部下的部队就曾沿大别山南向东增援过淮西。
而且荆襄和两淮之间本身也安置了在两地之间就近增援的军队，这就是驻守在江州、池州的部队，他们的任务一是防止北方军队从大别山以北的光州地区，穿过大别山的间道，偷袭南下从鄂州和江州之间渡江，金军在南宋初干过这样的事；另一个任务就是作为机动部队，见机增援淮西；平时则作为稳固长江防线的重要力量。
赵昺这一世还没有机会实地考察过荆襄地区，即便现在也只在长江口溜达了一圈，更不要说涉足荆襄，一切只能从各种前人笔记和他人口中得到所需的东西，因此更像是纸上谈兵。不过这会儿又没有飞机，更没有卫星地图，加上沧海桑田，一切与自己所知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也只能靠书本和自己脑补了。
以赵昺分析荆襄地区被宋人重视的有三个地点，襄樊、鄂州、江陵，其中最重要的是襄樊和鄂州，后两者在古代南北对峙的时期的战略位置尤其重要。时人在比较川蜀、荆襄和两淮时，多把荆襄看作是中枢，中脊，而把川淮视为两翼。而让他不大理解的是宋金大规模的战争多是在两淮，金军较少把南攻的主力放在荆襄方向。
但是把各个地区的舆图拼在一起就能明白襄樊和鄂州在长江军防中的地位和战略意义。首先两湖平原是南方重要的农业经济区，而襄樊正是江汉平原的北面门户，襄樊和其以南沿汉江沿线的城市，郢州、德安府、黄陂等构成长江和鄂州以北的防御支撑，襄樊有失，则江汉平原以北难守，鄂州更是便直接遭受到威胁。
赵昺也就明白了襄樊和长江北岸地区的失守，便如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将使北军得以顺江而下，直逼建康。且可沿江北迂回到黄、蕲、舒等州后方威胁淮西，如此一来整个淮东和淮西的防御将不攻自破，两淮的军队只能最后撤至长江南岸，困守建康一地，打破原来相持的平衡，转化为隔江对峙，使南方军队陷入全面被动。
此外，江汉平原同时是南宋的重要的经济区，当北军完成对这一地区的占领，其在经济力量方面会大为增强，此消彼长宋方的经济力量则会大为削弱，攻守及胜负的格局也就定了。
事实上元军即使在重庆的钓鱼城和两淮多次受阻，而当其一旦攻破襄樊和鄂州，四川和长江以北的战斗也就结束了，宋元决战的战场也转换到了建康以西，而且宋军想要翻盘则很难很难。所以赵昺觉得此战也证明了襄樊、鄂州存，则川蜀、两淮赖之而可得以安，荆襄失，则川陕、江淮难保的定律。
赵昺再将眼光放远些又从舆图上有了更多的发现，他觉得荆襄地区所防护的不仅是汉江和大别山以南的江淮地区，其实，宋金沿秦岭－淮河一线划界，边界并不在襄阳，而是在南阳盆地和大别山北麓，这一地区仍是宋军防护的前线，也就是说，汉江和大别山并非是南宋的第一道北方防御区域，应该向北再进一步。
这样一来，襄阳的位置的重要性就不仅仅限于身后的江汉平原了，而是向前延伸，在左侧保障汉江走廊的安全，即川陕战区沿汉江走廊与荆襄及江淮战区的联系，也能防止北军从武关道，通过南阳盆地西侧向汉江走廊迂回。同时，襄阳作为军事重镇的稳固，有利于南方力量控制南阳盆地，而南阳盆地对于经略中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依靠襄阳，争取在南阳盆地的主动，使荆襄战区在大别山北麓能够和淮西战区建立稳固的协防关系。
扩大了南宋荆襄与两淮防御的区域，并不仅仅被动地利用襄阳城和大别山的地形来防守，同时，优化了荆襄与两淮尤其是淮西的联防。所以，对南宋在襄阳以北，大别山以北的军事活动的意义不能忽视，襄阳以北军事活动的成效在于，分别从两侧加固了整个川陕和两淮战区，而且是三个战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使荆襄战区的在当战事集中在川陕和两淮，尤其是淮西时，能够给予及时、有力的支援。
相反地，如果襄樊失守，不仅大别山北麓的防御不复存在，而且大别山作为山险的局势也会丧失，不仅荆襄的军队不得不全面向武汉江面后撤，同时两淮也失去了左侧的庇护，而且在长江以北进行防御的必要性也将不复存在；两淮的军队也将被迫放弃淮河及其以南的广大区域，不得不向建康以南的长江江面集结，准备应副从武汉方向沿长江及其两岸东进的北方军队。
此外对于四川战区造成的后果是，陷入孤立。襄阳的失守，可能造成川陕战区秦岭防线的崩溃，使原来的军队南撤至米苍山布防，而且不得不在东面防御可能从襄樊以西准备入川的军队，这样成都方向的防御自然被严重削弱。北军可以沿汉江南下，很快便可以威胁到荆门、宜昌。如此四川战区在前后夹击中，不仅不能回援长江下游，自己也因与下游的联系切断，而陷入坐以待毙的境地。
而赵昺又翻阅了当时的宋金、宋蒙之间的战例，南宋晚期的局面基本是与此符合的。也就难怪在南宋的中前期，虽然襄樊方向的战事远不及淮西紧张，但很多南宋大臣都认为与南宋存亡关系最大的防御重点是在荆襄。且此地一失，宋廷失去的不仅是一块缓冲区域，同时也失去北伐中原的前进阵地。而他知道后世的淮海战役之后，国军的长江防线便完全暴露，终被逐出江南，避难于台湾。
另外大家都明白打仗就是烧钱，而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所以山川河流的布局虽然是固定的，但其军事地理的意义却因经济区域的彼此关系的差异，以及政权边界的分布和政权间的相互关系，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区的山川地险和关塞城池有着不同的军事战略价值。
江淮地区经济发达，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不仅仅是地域大小的变化，同时包括着这个范围内人口、赋税等重要的经济力量的变化。所以涉及重要经济区的争夺时，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是非常迅速的，尤其是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在对一个具有重要经济影响的区域进行争夺时是十分明显的。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八路在抗日时占领的多是穷乡僻壤，难以得到长足发展，可一旦占据了东北，形势立刻大变，人、枪都不缺了。
同理襄樊的军事价值还在于对江汉平原这一富庶地带的控制。而鄂州若失陷，对于长江下游的政权而言，则失去了来自四川，云贵、湖南甚至两广的经济控制力，表面上是几个城市的陷落，但带来经济损失的区域往往超过单纯军事占领的地带。鄂州如的陷落，东去不远的江州几乎无险可守，但江州的丧失，则意味着赣江流域的丢失。所以，当只剩下长江下游以南三角洲地区的太湖平原的经济和人力，根本是不可能再挽回败局的。
赵昺其实也明白长江的长度有数千公里，在一些江面比较狭窄的地方，其实还是容易渡江的，重要的是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这一块军事缓冲地带，如果淮河失去，长江就难保，因此军事上还有‘长江之限不可久持’之说。而当下他面临的形势是不仅没有江淮做缓冲，江北岸连一个立脚点都没有，从理论上说元军可以从任何一个点对他们发起进攻。
可以这么说，赵昺此刻面临的局势比之在琼州还要危险，琼州海峡虽然不宽，但是也比长江开阔；且即便从江陵算起，中、下游也要以千里计，防御正面要比琼州长十倍；而他此前不过管理着一府之地，不足百万人口，现在都是百倍的增长，其中压力山大。所以当前看似形势大好，却是困难重重，险象环生，自己能否完成巩固江防，稳定江南的目标，而不被重现赶回琼州，对他、对行朝都是极大的考验……
赵昺对孙吴的长江防线进行了番研究，是因为其对自己面临的形势相似，但千年之后沧海桑田，形势变迁，他知道这些只能参考，却不能生搬硬套。而自己的身边人却有很多人都是本朝长江防线失守的亲历者，他也与他们做过深入的讨论和分析，希望能从中得到些有用的东西。
但是得到的结果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文臣归咎于武将不肯用命，临阵叛降；武将则赖文官只知内斗，事事擎肘，贪生怕死。还有人以为权臣操弄权柄，排出异己，打压良臣猛将，自毁长城；也有人说朝廷贪污腐化成风，文臣武将只知不择手段往自己兜里捞钱，导致民怨沸腾，官不思报国，将不愿效力疆场。
当然赵昺还知道他们有些话没说，不过潜台词却是皇帝昏庸，任用奸佞，挥霍无度浪费国孥，以致名不聊生，可这些他们不敢明说，自己也只能当做听不懂。反正结果就是谁也没责任，自己是最冤枉的一个，可他清楚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有钱了’，使得宋朝自上而下都不愿意破坏这种好日子，宁愿偏安于江南，复国之心已然淡了。那么谁提北伐谁倒霉，谁想复国谁下台，这却可称得上符合上上下下的民意了。
不过赵昺从众人的口中感觉南宋在江淮一带的防御，淮河、运河和长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淮河是第一道防线，淮河下游支流汇入淮河的河口多是防御的重点，尤其是黄河入淮的山阳、淮阴一带，夺取河口，便可以沿运河至扬州渡江。所以宋代淮东防御的重点就是沿运河至淮河一线布防。尤其是是滁州、真州，这是淮西和淮东过渡连接的地方，向南正对南京；也是北方军队从淮西或淮东方向渡过淮河以后有可能分兵攻夺的地区。
而长江被宋廷一直所看重，不仅是最后一条防线而需要宋军孤注一掷，同时，宋朝也认识到自己在长江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往往具有扭转战局的可能。首先能够利用长江，南京上游的驻军可以迅速集结援防，沿运河从容南撤，重新在镇江以北布防；另外沿江南的运河，江南的军队可以集结在镇江、泰州；甚至江苏、浙江的军队可以沿海路进入长江。
所以长江和运河河道的便捷，使宋军能够迅速调动江南甚至在江汉平原更大腹地内的军事力量；当然就近富庶的鄱阳湖平原、赣江流域和长江下游三角洲平原的物资，则能很便利的集结以保障军需；再有就是宋军水军的优势，在湖泽和运河地区，北方的优势骑兵多无法施展，虽然北军从淮东南下，并有渡江计划的话，最初预备的船只不会很多，更多的船只需要在到达长江北岸后加紧制造，仓促之际北军的水师相对不会占优势。
另一个方面就是赵昺问过的行朝中无论是朝中重臣，高级武将，还有那些在野名士，都对‘守江必守淮’格外推崇，认为要想保住江南必须要夺取江淮，且要确保荆襄之地。对此他也做了些功课，觉得不无道理。荆襄地区和两淮地区，因地理上的便利，具有能够互相援防的优越条件，这一点，增强了南宋在淮河和长江之间东西的宽阔地带有力阻击北兵信心和优势。
当然这一条件的实现的前提是，荆襄方面的襄樊的防守必须是稳固的。因为只有这样，原来作为荆襄后援基地的武昌、鄂州地区的军队，包括鄂东北黄、蕲、舒方向的军队，分别从长江和长江北岸的平旷地带分兵向东增援两淮和长江的战事，岳飞部下的部队就曾沿大别山南向东增援过淮西。
而且荆襄和两淮之间本身也安置了在两地之间就近增援的军队，这就是驻守在江州、池州的部队，他们的任务一是防止北方军队从大别山以北的光州地区，穿过大别山的间道，偷袭南下从鄂州和江州之间渡江，金军在南宋初干过这样的事；另一个任务就是作为机动部队，见机增援淮西；平时则作为稳固长江防线的重要力量。
赵昺这一世还没有机会实地考察过荆襄地区，即便现在也只在长江口溜达了一圈，更不要说涉足荆襄，一切只能从各种前人笔记和他人口中得到所需的东西，因此更像是纸上谈兵。不过这会儿又没有飞机，更没有卫星地图，加上沧海桑田，一切与自己所知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也只能靠书本和自己脑补了。
以赵昺分析荆襄地区被宋人重视的有三个地点，襄樊、鄂州、江陵，其中最重要的是襄樊和鄂州，后两者在古代南北对峙的时期的战略位置尤其重要。时人在比较川蜀、荆襄和两淮时，多把荆襄看作是中枢，中脊，而把川淮视为两翼。而让他不大理解的是宋金大规模的战争多是在两淮，金军较少把南攻的主力放在荆襄方向。
但是把各个地区的舆图拼在一起就能明白襄樊和鄂州在长江军防中的地位和战略意义。首先两湖平原是南方重要的农业经济区，而襄樊正是江汉平原的北面门户，襄樊和其以南沿汉江沿线的城市，郢州、德安府、黄陂等构成长江和鄂州以北的防御支撑，襄樊有失，则江汉平原以北难守，鄂州更是便直接遭受到威胁。
赵昺也就明白了襄樊和长江北岸地区的失守，便如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将使北军得以顺江而下，直逼建康。且可沿江北迂回到黄、蕲、舒等州后方威胁淮西，如此一来整个淮东和淮西的防御将不攻自破，两淮的军队只能最后撤至长江南岸，困守建康一地，打破原来相持的平衡，转化为隔江对峙，使南方军队陷入全面被动。
此外，江汉平原同时是南宋的重要的经济区，当北军完成对这一地区的占领，其在经济力量方面会大为增强，此消彼长宋方的经济力量则会大为削弱，攻守及胜负的格局也就定了。
事实上元军即使在重庆的钓鱼城和两淮多次受阻，而当其一旦攻破襄樊和鄂州，四川和长江以北的战斗也就结束了，宋元决战的战场也转换到了建康以西，而且宋军想要翻盘则很难很难。所以赵昺觉得此战也证明了襄樊、鄂州存，则川蜀、两淮赖之而可得以安，荆襄失，则川陕、江淮难保的定律。
赵昺再将眼光放远些又从舆图上有了更多的发现，他觉得荆襄地区所防护的不仅是汉江和大别山以南的江淮地区，其实，宋金沿秦岭－淮河一线划界，边界并不在襄阳，而是在南阳盆地和大别山北麓，这一地区仍是宋军防护的前线，也就是说，汉江和大别山并非是南宋的第一道北方防御区域，应该向北再进一步。
这样一来，襄阳的位置的重要性就不仅仅限于身后的江汉平原了，而是向前延伸，在左侧保障汉江走廊的安全，即川陕战区沿汉江走廊与荆襄及江淮战区的联系，也能防止北军从武关道，通过南阳盆地西侧向汉江走廊迂回。同时，襄阳作为军事重镇的稳固，有利于南方力量控制南阳盆地，而南阳盆地对于经略中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依靠襄阳，争取在南阳盆地的主动，使荆襄战区在大别山北麓能够和淮西战区建立稳固的协防关系。
扩大了南宋荆襄与两淮防御的区域，并不仅仅被动地利用襄阳城和大别山的地形来防守，同时，优化了荆襄与两淮尤其是淮西的联防。所以，对南宋在襄阳以北，大别山以北的军事活动的意义不能忽视，襄阳以北军事活动的成效在于，分别从两侧加固了整个川陕和两淮战区，而且是三个战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使荆襄战区的在当战事集中在川陕和两淮，尤其是淮西时，能够给予及时、有力的支援。
相反地，如果襄樊失守，不仅大别山北麓的防御不复存在，而且大别山作为山险的局势也会丧失，不仅荆襄的军队不得不全面向武汉江面后撤，同时两淮也失去了左侧的庇护，而且在长江以北进行防御的必要性也将不复存在；两淮的军队也将被迫放弃淮河及其以南的广大区域，不得不向建康以南的长江江面集结，准备应副从武汉方向沿长江及其两岸东进的北方军队。
此外对于四川战区造成的后果是，陷入孤立。襄阳的失守，可能造成川陕战区秦岭防线的崩溃，使原来的军队南撤至米苍山布防，而且不得不在东面防御可能从襄樊以西准备入川的军队，这样成都方向的防御自然被严重削弱。北军可以沿汉江南下，很快便可以威胁到荆门、宜昌。如此四川战区在前后夹击中，不仅不能回援长江下游，自己也因与下游的联系切断，而陷入坐以待毙的境地。
而赵昺又翻阅了当时的宋金、宋蒙之间的战例，南宋晚期的局面基本是与此符合的。也就难怪在南宋的中前期，虽然襄樊方向的战事远不及淮西紧张，但很多南宋大臣都认为与南宋存亡关系最大的防御重点是在荆襄。且此地一失，宋廷失去的不仅是一块缓冲区域，同时也失去北伐中原的前进阵地。而他知道后世的淮海战役之后，国军的长江防线便完全暴露，终被逐出江南，避难于台湾。
另外大家都明白打仗就是烧钱，而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所以山川河流的布局虽然是固定的，但其军事地理的意义却因经济区域的彼此关系的差异，以及政权边界的分布和政权间的相互关系，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区的山川地险和关塞城池有着不同的军事战略价值。
江淮地区经济发达，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不仅仅是地域大小的变化，同时包括着这个范围内人口、赋税等重要的经济力量的变化。所以涉及重要经济区的争夺时，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是非常迅速的，尤其是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在对一个具有重要经济影响的区域进行争夺时是十分明显的。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八路在抗日时占领的多是穷乡僻壤，难以得到长足发展，可一旦占据了东北，形势立刻大变，人、枪都不缺了。
同理襄樊的军事价值还在于对江汉平原这一富庶地带的控制。而鄂州若失陷，对于长江下游的政权而言，则失去了来自四川，云贵、湖南甚至两广的经济控制力，表面上是几个城市的陷落，但带来经济损失的区域往往超过单纯军事占领的地带。鄂州如的陷落，东去不远的江州几乎无险可守，但江州的丧失，则意味着赣江流域的丢失。所以，当只剩下长江下游以南三角洲地区的太湖平原的经济和人力，根本是不可能再挽回败局的。
赵昺其实也明白长江的长度有数千公里，在一些江面比较狭窄的地方，其实还是容易渡江的，重要的是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这一块军事缓冲地带，如果淮河失去，长江就难保，因此军事上还有‘长江之限不可久持’之说。而当下他面临的形势是不仅没有江淮做缓冲，江北岸连一个立脚点都没有，从理论上说元军可以从任何一个点对他们发起进攻。
可以这么说，赵昺此刻面临的局势比之在琼州还要危险，琼州海峡虽然不宽，但是也比长江开阔；且即便从江陵算起，中、下游也要以千里计，防御正面要比琼州长十倍；而他此前不过管理着一府之地，不足百万人口，现在都是百倍的增长，其中压力山大。所以当前看似形势大好，却是困难重重，险象环生，自己能否完成巩固江防，稳定江南的目标，而不被重现赶回琼州，对他、对行朝都是极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