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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月间天下发生了许多大事，大宋军队夺占了汉中，取了成都，首恶汪惟孝伏诛；蒙元枢密使伯颜在城外遇刺身亡、中书平章国事李谦罢职黯然离京，在大宋为质的三皇子铁穆耳逃回了大都……等等，这些事情在蒙元可以说掀起了一次次的政治风暴，可在大宋只是有‘好事者’议论了一番后，这些大事件就销声匿迹了。
在临安街头巷尾谈论的最多的是九月朝廷迎回了景炎帝灵柩，葬入了绍兴皇陵，当朝皇帝亲自举哀，率众臣迎灵的大场面；还有旧宫该造工程已经进入尾声，在原来大庆殿的旧址上建起了明堂，太庙也已完工，和宁门也经过整修，加高了城楼，门外重新平整扩建成了一个东西长五百步，南北三百步的广场。
当人们正议论在皇城大兴土木，皇帝是不是要迁回旧皇城时，却传来了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及枢密院，皆迁入旧宫东华门和西华门内的院舍，而各省下属的寺监也迁入腾出的房屋。皇帝依然留在原德寿宫居住并不会迁入旧宫，那里只在原大内修建了一座便殿，方便陛下亲临视事。
不过对于这些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人们说的最多的还是皇家所属的几大工坊明年春天是不是还要招工。如今谁都知道皇家所属的工坊不仅薪俸高、不拖欠，一个在那里工作的五年的人，挣得薪俸基本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就是最低级的徒工，挣得钱也够两人生活，据说那些大匠挣得薪俸比之一个知州还要多些。
福利待遇也是极好的，每日只工作五个时辰，加班会另外加薪；每年四季还会发放‘工装’，省着点儿穿，一年都不用添置衣裳；上班还有两顿工作餐，且不限量，管饱，家里远的会安排宿舍居住；让人羡慕的若是工作年满十年以上，工坊还会分配一套小院，让家人一起居住，每月只收很少的租金。
除此外，据说皇家工坊中有许多奇奇怪怪的机械可以代替人力，工作比较轻松。且只要做得好，就会得到晋升，不像那些小工坊，累死累活也仍是干活的，想当坊主只有自己去单干。种种好处下，去皇家工坊成为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好事，但是想进入其中却并不容易。一般来说有三种渠道：
一是考入工坊办的技术学校，在其中学习两年，完成学业就可以直接分配到各个工坊参加工作，且跳过学徒，直接领取薪俸。二是从军队中退役的士兵，他们会被优先招录，且往往在提职时得到优先考虑。三是参加工坊一年一度的招录，但只有力气也不行，那些识字的，有一技之长的会更容易些。
不过正是因为皇家工坊待遇优厚，导致一些小工坊难以招到好工匠，他们为了留住人，也只能效仿皇家工坊的政策，开出高薪。比之从前要先当学徒，不仅白干活，得不到一文钱，还得挨打受气好多了。坊主们也客气了许多，担心招来的人刚出徒，转眼就投奔皇家工坊了。
现在坊间都在传说，皇帝正准备扩建工坊。在扬州和襄阳各建一座织布厂，专门加工生产昂贵的棉布，一些颇有私财的大户人家以为有利可图，现在纷纷前往淮东和淮西买地准备种植棉花，如今已经开始招募人手，开出的条件都很优厚。
当然除了进入工坊外，皇家还有很多产业，可以去海上商队当水手，到皇家庄园中种地等等，听说收入同样不菲。还有些人瞅准了工坊的需求，可以从他们手中承揽些采购，粗加工和运输的活儿，同样可以赚取不少利润。而一些人专门跟着皇家工坊走，他们在哪建厂，也跟着在周边买地；船队去哪里，也马上结伴跟随……
面对蒙元朝廷巨变，赵昺也有一番思索，除了自己在其中挖坑下套，推波助澜外，其实蒙元在军事上连连失利，经济上的困顿，皆是政治上的失败，确切的说是他们在由游牧文化向中原文化转型的失败，实际上也是传统儒家意识形态的失败。
大宋在赵昺主政之后，他一直进行变革，利用自己前世所知摸索着前行，试图改变当前死气沉沉的局面。他在军事和行政方面引入了现代管理方法，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身边的人，利用权力让朝臣们主动或被动的接受自己的理念，清除和打击那些相左者。
在经济上赵昺在促进农业复苏的同时，也在大力发展工商业，并利用科技手段加以促进。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发展，赵昺利用资本的力量来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向，取得了不小的成果，虽不敢说已经让大宋进入了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但起码已经埋下了种子。
但是蒙元还在为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争论不休，将整个上层社会卷入其中，导致社会动荡不安。而真金上台后，试图实施全面汉化，可他的支持者和主要幕僚皆是那些所谓的传统清流儒者，面对不断变革中的大宋，其思想理念和知识结构，使他们不能对大宋做出理性的判断，导致在战与和的问题上频频失误。
赵昺以为排出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后，蒙元方面不论是真金、伯颜、李谦、安童及桑哥都是主战的。在失去了江南后，不论是从财政上考量，还是军事上的失败及国家的利益上，蒙元上下都以为这是莫大的耻辱。而其中当然也有明白人，伯颜就知道以现在的能力根本打不过，但是顶不住所有人都主战，而不得不打。
传统的清流儒臣们，他们仰慕的是先朝大贤们，秉承着‘读书砥砺，行严己、恭以待人，上承国恩，下绵世泽’的思想。而他们往往为官清廉、公忠体国，即使对他政治主张持反对态度的人，也难以从这些方面对他提出指摘。所以两派即使有分歧和争斗，在主张上其实是统一的。
不过想法和实际总是有差距的，蒙元方面其实面对的是一个在思想和科技上不断进步的新宋，而非从前那个羸弱的瘸腿残宋。而今伯颜和李谦都成为战败的牺牲品，蒙元的政治方向是转身后退，还是继续前行都是未知数。在国家危亡的历史条件下，旧时士大夫已无法承担起政治变革的主角地位，他们已然被历史的洪流淹没。
前浪被拍在沙滩上，而后浪也不容小觑。赵昺一直觉得在旧体制中训练出来的政治精英，于新学问新知识了解得比较差，但在识人待物方面，还真是有一番门道。据闻李谦临行前举荐李思衍入中书，真金答应了。而双方一见面，本来还惴惴不安于孔孟之道是否真能抵挡坚船利炮的真金，就被其一套韬光养晦，它日再起的言论给镇住了，当下委其为中书省参知政事。
李思衍其人进入赵昺的视线，是在其作为使臣来宋和议。以他所知，以四川换南阳和开封的计划正是出自其手，以割地尽快结束双方的战争。此次阆中事件也正是其来善后的，当然此次他不在是个跑腿儿的，而是以蒙元大汗全权特使的身份主持善后事宜的。
而这次李思衍来宋，首先为汪氏挑衅引发双方大战，破坏和议的行为，承认是己方的错误。但转而就对大宋囚禁铁穆耳和跨界‘刺杀’伯颜的行为表示了愤慨，要求大宋做出解释和赔偿，并处置责任人，给蒙元方面一个交待。
这明显是倒打一耙和无理搅三分的行为，但是赵昺以为李思衍看似愚蠢的行为其实很聪明。铁穆耳本来就是作为蒙元履行和议的人质留在临安的，他们首先破坏协议，拒绝交出西川，袭击大宋军队，囚禁其是理所当然的行为。至于伯颜被杀本来就是无头案，而指证是大宋所为更是无稽之谈，无凭无据的就凭张嘴。
但是李思衍以此为由当众提出来，那就有了另一层意思。他承认事件起因罪在于己，但是你们随后囚禁了我们的皇子，并刺杀了朝廷重臣，那就是你们的错了。如此就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在其后的谈判中与大宋处于平等的地位了，既然大家都有错，那就有的商量了。
随后的谈判中，李思衍果然据此力争，提出蒙元让出汉中作为双方交易的榷场，并敦促汪氏退出西川，对大宋对其造成的经济和军队的损失不再追究。而大宋也不得以此为由占据均州等汉江北岸的州县，并追究铁穆耳擅自逃回蒙元的责任。
这个协议谁都看得出对蒙元来说是口惠而实亏，不过却‘迫使’大宋不得不承认了刺杀伯颜，而汉中在名义上还是蒙元的，只是作为榷场让大宋管理而已。但是大宋方面怎么肯背这个锅，惹得众人皆骂其为国贼，汉奸，请求赵昺将其扣留……
这几个月间天下发生了许多大事，大宋军队夺占了汉中，取了成都，首恶汪惟孝伏诛；蒙元枢密使伯颜在城外遇刺身亡、中书平章国事李谦罢职黯然离京，在大宋为质的三皇子铁穆耳逃回了大都……等等，这些事情在蒙元可以说掀起了一次次的政治风暴，可在大宋只是有‘好事者’议论了一番后，这些大事件就销声匿迹了。
在临安街头巷尾谈论的最多的是九月朝廷迎回了景炎帝灵柩，葬入了绍兴皇陵，当朝皇帝亲自举哀，率众臣迎灵的大场面；还有旧宫该造工程已经进入尾声，在原来大庆殿的旧址上建起了明堂，太庙也已完工，和宁门也经过整修，加高了城楼，门外重新平整扩建成了一个东西长五百步，南北三百步的广场。
当人们正议论在皇城大兴土木，皇帝是不是要迁回旧皇城时，却传来了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及枢密院，皆迁入旧宫东华门和西华门内的院舍，而各省下属的寺监也迁入腾出的房屋。皇帝依然留在原德寿宫居住并不会迁入旧宫，那里只在原大内修建了一座便殿，方便陛下亲临视事。
不过对于这些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人们说的最多的还是皇家所属的几大工坊明年春天是不是还要招工。如今谁都知道皇家所属的工坊不仅薪俸高、不拖欠，一个在那里工作的五年的人，挣得薪俸基本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就是最低级的徒工，挣得钱也够两人生活，据说那些大匠挣得薪俸比之一个知州还要多些。
福利待遇也是极好的，每日只工作五个时辰，加班会另外加薪；每年四季还会发放‘工装’，省着点儿穿，一年都不用添置衣裳；上班还有两顿工作餐，且不限量，管饱，家里远的会安排宿舍居住；让人羡慕的若是工作年满十年以上，工坊还会分配一套小院，让家人一起居住，每月只收很少的租金。
除此外，据说皇家工坊中有许多奇奇怪怪的机械可以代替人力，工作比较轻松。且只要做得好，就会得到晋升，不像那些小工坊，累死累活也仍是干活的，想当坊主只有自己去单干。种种好处下，去皇家工坊成为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好事，但是想进入其中却并不容易。一般来说有三种渠道：
一是考入工坊办的技术学校，在其中学习两年，完成学业就可以直接分配到各个工坊参加工作，且跳过学徒，直接领取薪俸。二是从军队中退役的士兵，他们会被优先招录，且往往在提职时得到优先考虑。三是参加工坊一年一度的招录，但只有力气也不行，那些识字的，有一技之长的会更容易些。
不过正是因为皇家工坊待遇优厚，导致一些小工坊难以招到好工匠，他们为了留住人，也只能效仿皇家工坊的政策，开出高薪。比之从前要先当学徒，不仅白干活，得不到一文钱，还得挨打受气好多了。坊主们也客气了许多，担心招来的人刚出徒，转眼就投奔皇家工坊了。
现在坊间都在传说，皇帝正准备扩建工坊。在扬州和襄阳各建一座织布厂，专门加工生产昂贵的棉布，一些颇有私财的大户人家以为有利可图，现在纷纷前往淮东和淮西买地准备种植棉花，如今已经开始招募人手，开出的条件都很优厚。
当然除了进入工坊外，皇家还有很多产业，可以去海上商队当水手，到皇家庄园中种地等等，听说收入同样不菲。还有些人瞅准了工坊的需求，可以从他们手中承揽些采购，粗加工和运输的活儿，同样可以赚取不少利润。而一些人专门跟着皇家工坊走，他们在哪建厂，也跟着在周边买地；船队去哪里，也马上结伴跟随……
面对蒙元朝廷巨变，赵昺也有一番思索，除了自己在其中挖坑下套，推波助澜外，其实蒙元在军事上连连失利，经济上的困顿，皆是政治上的失败，确切的说是他们在由游牧文化向中原文化转型的失败，实际上也是传统儒家意识形态的失败。
大宋在赵昺主政之后，他一直进行变革，利用自己前世所知摸索着前行，试图改变当前死气沉沉的局面。他在军事和行政方面引入了现代管理方法，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身边的人，利用权力让朝臣们主动或被动的接受自己的理念，清除和打击那些相左者。
在经济上赵昺在促进农业复苏的同时，也在大力发展工商业，并利用科技手段加以促进。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发展，赵昺利用资本的力量来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向，取得了不小的成果，虽不敢说已经让大宋进入了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但起码已经埋下了种子。
但是蒙元还在为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争论不休，将整个上层社会卷入其中，导致社会动荡不安。而真金上台后，试图实施全面汉化，可他的支持者和主要幕僚皆是那些所谓的传统清流儒者，面对不断变革中的大宋，其思想理念和知识结构，使他们不能对大宋做出理性的判断，导致在战与和的问题上频频失误。
赵昺以为排出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后，蒙元方面不论是真金、伯颜、李谦、安童及桑哥都是主战的。在失去了江南后，不论是从财政上考量，还是军事上的失败及国家的利益上，蒙元上下都以为这是莫大的耻辱。而其中当然也有明白人，伯颜就知道以现在的能力根本打不过，但是顶不住所有人都主战，而不得不打。
传统的清流儒臣们，他们仰慕的是先朝大贤们，秉承着‘读书砥砺，行严己、恭以待人，上承国恩，下绵世泽’的思想。而他们往往为官清廉、公忠体国，即使对他政治主张持反对态度的人，也难以从这些方面对他提出指摘。所以两派即使有分歧和争斗，在主张上其实是统一的。
不过想法和实际总是有差距的，蒙元方面其实面对的是一个在思想和科技上不断进步的新宋，而非从前那个羸弱的瘸腿残宋。而今伯颜和李谦都成为战败的牺牲品，蒙元的政治方向是转身后退，还是继续前行都是未知数。在国家危亡的历史条件下，旧时士大夫已无法承担起政治变革的主角地位，他们已然被历史的洪流淹没。
前浪被拍在沙滩上，而后浪也不容小觑。赵昺一直觉得在旧体制中训练出来的政治精英，于新学问新知识了解得比较差，但在识人待物方面，还真是有一番门道。据闻李谦临行前举荐李思衍入中书，真金答应了。而双方一见面，本来还惴惴不安于孔孟之道是否真能抵挡坚船利炮的真金，就被其一套韬光养晦，它日再起的言论给镇住了，当下委其为中书省参知政事。
李思衍其人进入赵昺的视线，是在其作为使臣来宋和议。以他所知，以四川换南阳和开封的计划正是出自其手，以割地尽快结束双方的战争。此次阆中事件也正是其来善后的，当然此次他不在是个跑腿儿的，而是以蒙元大汗全权特使的身份主持善后事宜的。
而这次李思衍来宋，首先为汪氏挑衅引发双方大战，破坏和议的行为，承认是己方的错误。但转而就对大宋囚禁铁穆耳和跨界‘刺杀’伯颜的行为表示了愤慨，要求大宋做出解释和赔偿，并处置责任人，给蒙元方面一个交待。
这明显是倒打一耙和无理搅三分的行为，但是赵昺以为李思衍看似愚蠢的行为其实很聪明。铁穆耳本来就是作为蒙元履行和议的人质留在临安的，他们首先破坏协议，拒绝交出西川，袭击大宋军队，囚禁其是理所当然的行为。至于伯颜被杀本来就是无头案，而指证是大宋所为更是无稽之谈，无凭无据的就凭张嘴。
但是李思衍以此为由当众提出来，那就有了另一层意思。他承认事件起因罪在于己，但是你们随后囚禁了我们的皇子，并刺杀了朝廷重臣，那就是你们的错了。如此就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在其后的谈判中与大宋处于平等的地位了，既然大家都有错，那就有的商量了。
随后的谈判中，李思衍果然据此力争，提出蒙元让出汉中作为双方交易的榷场，并敦促汪氏退出西川，对大宋对其造成的经济和军队的损失不再追究。而大宋也不得以此为由占据均州等汉江北岸的州县，并追究铁穆耳擅自逃回蒙元的责任。
这个协议谁都看得出对蒙元来说是口惠而实亏，不过却‘迫使’大宋不得不承认了刺杀伯颜，而汉中在名义上还是蒙元的，只是作为榷场让大宋管理而已。但是大宋方面怎么肯背这个锅，惹得众人皆骂其为国贼，汉奸，请求赵昺将其扣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