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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进到监狱，我开始操一口常陵话。
入监前几天，我跟章支强化训练了几天常陵话，章支老家是常陵市下辖安陵县人。他多年在省厅工作，不讲家乡话，完全听不出他的口音。
常陵话属北方语系，与普通话接近。好听又好学，不像我们梅山话，十里不同音。
夏妍是常陵人，普通话讲的好，在警校时，她帮我纠正普通话让我受益匪浅。感谢严老太的安排，我收获了人生的初恋。
初恋这玩意儿，跟出天花一样，出过一次再也不会出了。
在跟夏妍学普通话的同时，她经常教我说常陵话。
我现在的常陵话说的溜溜转，派上了用场。这次接近的目标也是常陵人。
我现在叫陈长青，安陵县人，外号“青皮”，在广东持刀入室抢劫二个台商，抢了五万台币，二块劳力士手表，剁掉其中一个台商一只手指。以一对二，目的为了震慑台商，我知道有钱人都怕死，破财消灾，我只求财，他们把家里保险柜的钱和身上值钱的东西全给了我，被我剁掉手指的那人因为一个偌大的方形金戒指从手指上取不下来，金戒指被我连同手指一起剁了下来。
得手后，骑摩托车返回租房，在路上被巡逻的二个治安仔子碰到盘查，我突然加速猛窜，结果被增援的人围追堵截，摩托车撞到一辆小汽车后，人仰马翻，就手就擒。判刑后被调回原籍服刑。
六大队一中队有一百多名犯人，劳务项目是折书叶子，包装新书，市面上畅销的网络小说实体书都在我们劳作的车间里可以找到。
这个项目的劳务在全监狱算是轻松的，不是关系犯很难调到这里服刑。
我同样顶着关系犯的光环，万头作为家属出面不知帮我使了多少银子。这是套路。估计是组织上出的，万头是个穷鬼，口袋里经常布贴布。
第一天下到一中队服刑，我被分到了第二组，第二组有十六名犯人，每天同劳动，同学习，同一间监舍就寝。
一中队有八名狱警，除了中队长和指导员，另外六名狱警每人都要带一个组的犯人。
我所在的第二组带组狱警是个从部队转业回来的老油头，五十来岁，所有犯人都称他为熊队。
每个组是一条生产线，在生产线上第一天，熊队长召集我们十六名犯人开会，十六人整齐一溜站一排，点完名后，他开口说：“今天新下队二名新犯，大家认识下，下面请二名新犯作自我介绍。”：
跟我一起下到二组的还有一名新犯，他操着不甚标准的普通话介绍：“我叫肖在，三十岁，犯故意伤害罪，判十二年，以后请大家多关照！”
我接着作了介绍：“我叫陈长青，外号青皮，以后叫我青皮就可以了。犯抢劫罪，判十五年。请多关照。”
“都是在劳改队坐牢，谁熊关照谁？”下面有人嘀咕。
“二组组长龚三明！”
“报告熊队！罪犯龚三明到，请指示！”龚三明听到熊队长叫唤后，马上出列打报告，之后蹲在了熊队长面前。
“二名新犯才来，你作为组长要带他们尽快熟悉劳务，督促按时完成生产任务，生产要搞上去，改造也不能出问题，你听到吗？”。
“报告熊队！听到了！”
“解散，做事！”
我回到生产线上，每个人站着做事，成千上万本书摆在我面前，我做最后一道工序，每本书套上塑料膜，塞上一个书签在里面。
机械重复的劳动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但是长时间的站立，有点吃不消，上午要做四个小时，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吃中饭，接着做，晚上七点收工，整个一天劳动十一个小时。
第一天很不习惯，站久了腰脚酸痛，又不能偷懒，一旦停下来，管事犯龚三明就跑过来，拿着一根刀头，用硬塑料做的，威风凛凛，比干部还凶神恶煞。
在劳改队里都是犯人管犯人，干部大部分时间呆在办公室吹空调。
干部的值班室在车间的一角，用透明玻璃围成一个小空间，跟大街上的警务值班岗亭无异。透过玻璃可以随时观察到车间的犯人动态。
劳作期间每半小时点一次名，点名的时候所有犯人都需离开工作岗位集中到车间过道上，站成一排，从第一个开始，“1、2、3、4.。。。”一溜报过去，每人举手报完一个数就地蹲下。
报完后有多少人，值班犯再向干部报告人数，在点名登记薄上记载时间和人数，再由值班干警签名。
劳改队里每四个人一个互监组，同劳动同学习同生活。每个互组有互监组长，互监组人员相互监督，按规定上厕所都要同一互监组一起。
劳改队的这种管理，按规定来讲很难有漏洞，但制度有时执行不到位，混的好的事务犯可以在车间随意走动，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管教干部必须依赖这些犯人来管事，号称干部的“拐杖”。
管教民警同犯人一样，老一点的管教民警戏谑：“罪犯判的是有期徒刑，管教干部判得是无期徒刑，只有到退休那一天才能释放。”长期的简单带班工作，也会心生麻痹和厌倦。直接管理很多不到位，把干部一些职权交由事务犯来行使。
由此不同程度上产生了牢头狱霸，龚三明就是这类犯人，成天操着一根刀头，在组里巡视。偶有不听话的罪犯就会挨打，只要不打断胳膊少腿，干部都会袒护事务犯。
龚三明二十七八岁，因故意杀人判无期，他释放的刑期还遥遥无期，组里的犯人都怕了他。
他并不是我工作的目标和对象，一个狗腿子而已。
互监组也是经常变换，只要有新进来的犯人就会重新编排一次。
我所在的互监组有四个人，和我一起进来的肖在与我编在一个组，另外一名叫吴在华，三十来岁，满身横肉，脸上赫然二个刀疤，这是在社会上纵横驰骋留下的印记，犯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十年，在外时是一个黑社会集团小头目。互监组长申知书，四十来岁，戴副黑框眼镜，斯斯文文，在车间里不怎么做事，整天端着一本书好象看得很认真。
但我能看得出他的眼神偶尔透过书本的前端不断打量着我，分到队里的一个星期，他一直如此。
我只管埋头做事，很少说话，也很少跟同犯交流。做累了才直起身子环视一下整个车间，扭动下四肢，活动一会筋骨。
申知书犯贩毒罪，原判十年，已服刑四年多，减了二次刑，余刑不到二年。
四年之内能减二次刑，在劳改队是混的很好的。原判十年以上的每次可减一年以上二年以下，他二次减了三年，加上每次减刑后还有间隔期，所以服刑四年多时间有这种结果，这必须是疏通了各种关系才能达到的。
要想减刑除了在劳改队平时表现好不能违规，更重要的一个指标是考核分，也就是减刑分，这是一个很具体和量化的指标。每个月每个犯人平均考核分是三分，总量控制，申知书每个月不做事都可拿到五分，可见干部在考核时对他的关照。
他是老犯，中队的服刑人员都知道他是关系犯，对其的背景噤若寒蝉。服刑人员对他每个月拿五分，心中虽有不服，但敢怒不敢言，只能默认。
劳改队也是个小社会，阴暗的小社会，干部就是天。考核分把握在干部手里，谁也不敢随便作声，都心知肚明。
这些受过法律打击的人，都深晓社会的阴暗面，本来每个人也是在社会的阴暗面里求生存的，更认可权力和潜规则。
考核分是个零和游戏，中队里有人拿了五分，势必有人只能拿到一分，拿到一分的服刑人员，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些违规被扣分。
扣分相当于扣掉身上的自由，想早日出狱就必须拼命的跟干部搞关系，挣减刑分，避免轻易被扣分。
申知书的资料我已背的滚瓜烂熟，他就是我此次的工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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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进到监狱，我开始操一口常陵话。
入监前几天，我跟章支强化训练了几天常陵话，章支老家是常陵市下辖安陵县人。他多年在省厅工作，不讲家乡话，完全听不出他的口音。
常陵话属北方语系，与普通话接近。好听又好学，不像我们梅山话，十里不同音。
夏妍是常陵人，普通话讲的好，在警校时，她帮我纠正普通话让我受益匪浅。感谢严老太的安排，我收获了人生的初恋。
初恋这玩意儿，跟出天花一样，出过一次再也不会出了。
在跟夏妍学普通话的同时，她经常教我说常陵话。
我现在的常陵话说的溜溜转，派上了用场。这次接近的目标也是常陵人。
我现在叫陈长青，安陵县人，外号“青皮”，在广东持刀入室抢劫二个台商，抢了五万台币，二块劳力士手表，剁掉其中一个台商一只手指。以一对二，目的为了震慑台商，我知道有钱人都怕死，破财消灾，我只求财，他们把家里保险柜的钱和身上值钱的东西全给了我，被我剁掉手指的那人因为一个偌大的方形金戒指从手指上取不下来，金戒指被我连同手指一起剁了下来。
得手后，骑摩托车返回租房，在路上被巡逻的二个治安仔子碰到盘查，我突然加速猛窜，结果被增援的人围追堵截，摩托车撞到一辆小汽车后，人仰马翻，就手就擒。判刑后被调回原籍服刑。
六大队一中队有一百多名犯人，劳务项目是折书叶子，包装新书，市面上畅销的网络小说实体书都在我们劳作的车间里可以找到。
这个项目的劳务在全监狱算是轻松的，不是关系犯很难调到这里服刑。
我同样顶着关系犯的光环，万头作为家属出面不知帮我使了多少银子。这是套路。估计是组织上出的，万头是个穷鬼，口袋里经常布贴布。
第一天下到一中队服刑，我被分到了第二组，第二组有十六名犯人，每天同劳动，同学习，同一间监舍就寝。
一中队有八名狱警，除了中队长和指导员，另外六名狱警每人都要带一个组的犯人。
我所在的第二组带组狱警是个从部队转业回来的老油头，五十来岁，所有犯人都称他为熊队。
每个组是一条生产线，在生产线上第一天，熊队长召集我们十六名犯人开会，十六人整齐一溜站一排，点完名后，他开口说：“今天新下队二名新犯，大家认识下，下面请二名新犯作自我介绍。”：
跟我一起下到二组的还有一名新犯，他操着不甚标准的普通话介绍：“我叫肖在，三十岁，犯故意伤害罪，判十二年，以后请大家多关照！”
我接着作了介绍：“我叫陈长青，外号青皮，以后叫我青皮就可以了。犯抢劫罪，判十五年。请多关照。”
“都是在劳改队坐牢，谁熊关照谁？”下面有人嘀咕。
“二组组长龚三明！”
“报告熊队！罪犯龚三明到，请指示！”龚三明听到熊队长叫唤后，马上出列打报告，之后蹲在了熊队长面前。
“二名新犯才来，你作为组长要带他们尽快熟悉劳务，督促按时完成生产任务，生产要搞上去，改造也不能出问题，你听到吗？”。
“报告熊队！听到了！”
“解散，做事！”
我回到生产线上，每个人站着做事，成千上万本书摆在我面前，我做最后一道工序，每本书套上塑料膜，塞上一个书签在里面。
机械重复的劳动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但是长时间的站立，有点吃不消，上午要做四个小时，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吃中饭，接着做，晚上七点收工，整个一天劳动十一个小时。
第一天很不习惯，站久了腰脚酸痛，又不能偷懒，一旦停下来，管事犯龚三明就跑过来，拿着一根刀头，用硬塑料做的，威风凛凛，比干部还凶神恶煞。
在劳改队里都是犯人管犯人，干部大部分时间呆在办公室吹空调。
干部的值班室在车间的一角，用透明玻璃围成一个小空间，跟大街上的警务值班岗亭无异。透过玻璃可以随时观察到车间的犯人动态。
劳作期间每半小时点一次名，点名的时候所有犯人都需离开工作岗位集中到车间过道上，站成一排，从第一个开始，“1、2、3、4.。。。”一溜报过去，每人举手报完一个数就地蹲下。
报完后有多少人，值班犯再向干部报告人数，在点名登记薄上记载时间和人数，再由值班干警签名。
劳改队里每四个人一个互监组，同劳动同学习同生活。每个互组有互监组长，互监组人员相互监督，按规定上厕所都要同一互监组一起。
劳改队的这种管理，按规定来讲很难有漏洞，但制度有时执行不到位，混的好的事务犯可以在车间随意走动，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管教干部必须依赖这些犯人来管事，号称干部的“拐杖”。
管教民警同犯人一样，老一点的管教民警戏谑：“罪犯判的是有期徒刑，管教干部判得是无期徒刑，只有到退休那一天才能释放。”长期的简单带班工作，也会心生麻痹和厌倦。直接管理很多不到位，把干部一些职权交由事务犯来行使。
由此不同程度上产生了牢头狱霸，龚三明就是这类犯人，成天操着一根刀头，在组里巡视。偶有不听话的罪犯就会挨打，只要不打断胳膊少腿，干部都会袒护事务犯。
龚三明二十七八岁，因故意杀人判无期，他释放的刑期还遥遥无期，组里的犯人都怕了他。
他并不是我工作的目标和对象，一个狗腿子而已。
互监组也是经常变换，只要有新进来的犯人就会重新编排一次。
我所在的互监组有四个人，和我一起进来的肖在与我编在一个组，另外一名叫吴在华，三十来岁，满身横肉，脸上赫然二个刀疤，这是在社会上纵横驰骋留下的印记，犯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十年，在外时是一个黑社会集团小头目。互监组长申知书，四十来岁，戴副黑框眼镜，斯斯文文，在车间里不怎么做事，整天端着一本书好象看得很认真。
但我能看得出他的眼神偶尔透过书本的前端不断打量着我，分到队里的一个星期，他一直如此。
我只管埋头做事，很少说话，也很少跟同犯交流。做累了才直起身子环视一下整个车间，扭动下四肢，活动一会筋骨。
申知书犯贩毒罪，原判十年，已服刑四年多，减了二次刑，余刑不到二年。
四年之内能减二次刑，在劳改队是混的很好的。原判十年以上的每次可减一年以上二年以下，他二次减了三年，加上每次减刑后还有间隔期，所以服刑四年多时间有这种结果，这必须是疏通了各种关系才能达到的。
要想减刑除了在劳改队平时表现好不能违规，更重要的一个指标是考核分，也就是减刑分，这是一个很具体和量化的指标。每个月每个犯人平均考核分是三分，总量控制，申知书每个月不做事都可拿到五分，可见干部在考核时对他的关照。
他是老犯，中队的服刑人员都知道他是关系犯，对其的背景噤若寒蝉。服刑人员对他每个月拿五分，心中虽有不服，但敢怒不敢言，只能默认。
劳改队也是个小社会，阴暗的小社会，干部就是天。考核分把握在干部手里，谁也不敢随便作声，都心知肚明。
这些受过法律打击的人，都深晓社会的阴暗面，本来每个人也是在社会的阴暗面里求生存的，更认可权力和潜规则。
考核分是个零和游戏，中队里有人拿了五分，势必有人只能拿到一分，拿到一分的服刑人员，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些违规被扣分。
扣分相当于扣掉身上的自由，想早日出狱就必须拼命的跟干部搞关系，挣减刑分，避免轻易被扣分。
申知书的资料我已背的滚瓜烂熟，他就是我此次的工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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