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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看那人，该不会又是从大宋那里逃难过来的？”
“啧啧啧！真惨，中原乱成一团，还是咱们大理好。”
“谁说不是呢，放眼天下，四处烽烟，也就咱们大理国数百年来祥和平静，得享太平盛世。”
“阿弥陀佛！都是佛祖菩萨保佑。”
“正是正是，不如咱们现在就去大佛寺祭拜，对了，别忘了带足了香火钱，免得佛祖怪罪。”
“可我家银钱不多了，算了，为了佛祖保佑，就是不吃不喝，我也认了。”
“对了，没有佛祖，哪有我们的太平日子。”
……
听着两人的对话，司空湛无语摇头，能过上数百年的太平日子可不是神佛的功劳。
有关神雕三部曲的事情，哪怕是相关历史，他都可以说知之甚详，谁让三部小说都依托的历史，为了弄清背后的东西，他当年可下了不小的功夫。
大理国的前身是为南诏，当年，在杨国忠的怂恿下，唐玄宗派遣杨国忠的亲信鲜于仲通率领十万精兵渡过泸水，与阁罗凤部在白厓城展开激战。
结果全军陷没，死于泸水者不可胜数，阁罗凤则收敛唐军的尸体，聚集封土而成高冢，筑京观，形如尸山。
之后，杨国忠反而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两年后，再度集结天下精兵强将十万人，由李宓率领征讨南诏。
由于当时天气炎热，军队供给极其困难，一路上人困马乏，在渡过泸水后，瘴死者相属于路。而阁罗凤诱敌深入，以逸待劳，在西洱河畔一战击溃唐军，主将李宓被擒杀，举军皆没。
此后，南诏与吐蕃联合不断骚扰唐朝边境，成为唐朝西南地区的一大“创伤”。
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只轮不还。
两次战争就让唐朝付出二十万精兵的代价。五年后，安禄山率领十五万人从范阳轻而易举的就攻陷了长安、洛阳，使唐朝走向衰落。
这就是发生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也称天宝之祸。
五年后，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再五年，平定后蜀。当时有个大臣向赵匡胤进献大理国的地图，并上疏请求乘胜进军，消灭大理国。
不料，赵匡胤看着大理国的疆域地图，用玉斧画着大渡河以西的地方，意味深长地言道：“此外非吾有也。”
司空湛翻过《续资治通鉴》，书中有言：“帝(宋太祖)鉴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以玉斧画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赵匡胤不愿出兵正因为他“以史为鉴”。
全盛时期的前朝以二十万人尚且不能征服南诏之地，何况才创建五年，川蜀一地，只有区区六万人可以调动的大宋?
更何况，此时，大理国开国已将满三十年，皇帝段思平励精图治，大理国力十分强盛。从南诏算起，大理已经立国两百多年了，根深蒂固不是当时其他国可比。
加之，对大宋军队来说，大理国土风之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伤，馈饷之所乏，明显是兵家所称的“死地”、“绝地”。
还有，赵匡胤刚刚平定后蜀，但尚有十几万人马并未解除武装，极有可能出现动乱。事实证明此后后蜀确实出现叛乱，而且持续数年之久。
此外，进军大理国是一步险棋，侥幸胜了，也必然会损失惨重，大伤元气，如若败了，威胁到的则是他赵匡胤刚刚凭借武力夺取的皇位，以及还显得十分稚嫩的北宋政权。
在这之前，赵匡胤已定下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与“远交近攻”的相结合的国家策略，大理国偏居西南一隅，距离中原地区路途遥远，并不完全符合大的战略。
到后来的太宗赵光义消灭北汉，除燕云十六州外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也没有对云南用兵。
北宋、南宋的后代皇帝们也遵循着赵匡胤的这条“祖训”，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与大理段氏保持和睦的外交关系。
从此，大宋的军队从未有进入过大理国境内，大理段氏得以政权统治长达三百多年之久。
在此期间，一灯的爷爷段誉，曾派使者进贡，宋徽宗册封段誉为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此后，大理国成为南宋的臣国。
梳理下来，大理国的安宁干神佛半点干系？无非是种种主观客观，外在内里等等因素所致罢了。
司空湛私下里认为，大理国能安然存在，恐怕与它长期不变的政策脱不了关系。大理国自其建立即基本上是采取内守政策,不存在向外扩张的野心，对大宋来说根本没有一点威胁。
若大理国扩张之心甚重，即使地处偏僻，山险路艰，瘴疠横行，易守难攻，大宋终究也不会放过大理。
大理国历代皇帝为何能安心只过自己的好日子呢？
司空湛一路看到的大大小小的珈蓝和兰若，已经证明了一切，唯有佛门，才是这一切的根本。
信佛，虽能带来平和，却容易失去血性，对人如此，对国家同样不变。
大理国是佛教国家，皇帝都崇信佛教，以佛治国的思想在国政上也有着充分的体现。
从官员选拔中，有时直接选送有文化的僧人便可看出一二，在大理国中、后期也仿效中原王朝实行开科取仕，而对象也有些是僧人中的读儒书者，标准就是“通释习儒”，即通晓佛学的义理又熟悉四书五经，这些人便是大理国所特有的“释儒”的阶层。
另外，举国崇僧敬佛，国中的大事均有高僧参与决策，而皇家寺院天龙寺，当仁不让。
大理国以佛立国、以佛治国、臣民皆信佛。
“此邦之人西近天竺，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
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国家的灾祥祸福，都与当朝的帝王有关，与他们前世今身所作所为有着因果关系。国家一旦出现某种灾祸的征兆，便是帝王孽障缠身，只有出家，才能消灾免难。
大理国历代帝王也奇葩，他们不爱龙椅爱青灯，自认能做国王有大福报,能学佛有大善根，倒是心甘情愿的很。而且，上至国君，下至庶民均以出家为荣，社会风气如此。
据司空湛了解，在大理段氏，出家做和尚的皇帝不在少数，除皇帝段思英是被迫退位以外，其他都属自愿放弃江山社稷，落发出家。当然，段氏皇族子弟中还有许多人也随之出家。
这种现象史上是绝无仅有，大理段氏，以此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记忆中的一首诗，很好的能反应这些：
五台峰下龙兴地，高阳颛顼居为神；
太祖仁勇创基业，通海起兵蒙佛恩。
国祚承传三百载，十帝披剃成高僧。
长悲洪武一炬后，无人座下续禅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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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看那人，该不会又是从大宋那里逃难过来的？”
“啧啧啧！真惨，中原乱成一团，还是咱们大理好。”
“谁说不是呢，放眼天下，四处烽烟，也就咱们大理国数百年来祥和平静，得享太平盛世。”
“阿弥陀佛！都是佛祖菩萨保佑。”
“正是正是，不如咱们现在就去大佛寺祭拜，对了，别忘了带足了香火钱，免得佛祖怪罪。”
“可我家银钱不多了，算了，为了佛祖保佑，就是不吃不喝，我也认了。”
“对了，没有佛祖，哪有我们的太平日子。”
……
听着两人的对话，司空湛无语摇头，能过上数百年的太平日子可不是神佛的功劳。
有关神雕三部曲的事情，哪怕是相关历史，他都可以说知之甚详，谁让三部小说都依托的历史，为了弄清背后的东西，他当年可下了不小的功夫。
大理国的前身是为南诏，当年，在杨国忠的怂恿下，唐玄宗派遣杨国忠的亲信鲜于仲通率领十万精兵渡过泸水，与阁罗凤部在白厓城展开激战。
结果全军陷没，死于泸水者不可胜数，阁罗凤则收敛唐军的尸体，聚集封土而成高冢，筑京观，形如尸山。
之后，杨国忠反而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两年后，再度集结天下精兵强将十万人，由李宓率领征讨南诏。
由于当时天气炎热，军队供给极其困难，一路上人困马乏，在渡过泸水后，瘴死者相属于路。而阁罗凤诱敌深入，以逸待劳，在西洱河畔一战击溃唐军，主将李宓被擒杀，举军皆没。
此后，南诏与吐蕃联合不断骚扰唐朝边境，成为唐朝西南地区的一大“创伤”。
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只轮不还。
两次战争就让唐朝付出二十万精兵的代价。五年后，安禄山率领十五万人从范阳轻而易举的就攻陷了长安、洛阳，使唐朝走向衰落。
这就是发生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也称天宝之祸。
五年后，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再五年，平定后蜀。当时有个大臣向赵匡胤进献大理国的地图，并上疏请求乘胜进军，消灭大理国。
不料，赵匡胤看着大理国的疆域地图，用玉斧画着大渡河以西的地方，意味深长地言道：“此外非吾有也。”
司空湛翻过《续资治通鉴》，书中有言：“帝(宋太祖)鉴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以玉斧画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赵匡胤不愿出兵正因为他“以史为鉴”。
全盛时期的前朝以二十万人尚且不能征服南诏之地，何况才创建五年，川蜀一地，只有区区六万人可以调动的大宋?
更何况，此时，大理国开国已将满三十年，皇帝段思平励精图治，大理国力十分强盛。从南诏算起，大理已经立国两百多年了，根深蒂固不是当时其他国可比。
加之，对大宋军队来说，大理国土风之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伤，馈饷之所乏，明显是兵家所称的“死地”、“绝地”。
还有，赵匡胤刚刚平定后蜀，但尚有十几万人马并未解除武装，极有可能出现动乱。事实证明此后后蜀确实出现叛乱，而且持续数年之久。
此外，进军大理国是一步险棋，侥幸胜了，也必然会损失惨重，大伤元气，如若败了，威胁到的则是他赵匡胤刚刚凭借武力夺取的皇位，以及还显得十分稚嫩的北宋政权。
在这之前，赵匡胤已定下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与“远交近攻”的相结合的国家策略，大理国偏居西南一隅，距离中原地区路途遥远，并不完全符合大的战略。
到后来的太宗赵光义消灭北汉，除燕云十六州外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也没有对云南用兵。
北宋、南宋的后代皇帝们也遵循着赵匡胤的这条“祖训”，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与大理段氏保持和睦的外交关系。
从此，大宋的军队从未有进入过大理国境内，大理段氏得以政权统治长达三百多年之久。
在此期间，一灯的爷爷段誉，曾派使者进贡，宋徽宗册封段誉为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此后，大理国成为南宋的臣国。
梳理下来，大理国的安宁干神佛半点干系？无非是种种主观客观，外在内里等等因素所致罢了。
司空湛私下里认为，大理国能安然存在，恐怕与它长期不变的政策脱不了关系。大理国自其建立即基本上是采取内守政策,不存在向外扩张的野心，对大宋来说根本没有一点威胁。
若大理国扩张之心甚重，即使地处偏僻，山险路艰，瘴疠横行，易守难攻，大宋终究也不会放过大理。
大理国历代皇帝为何能安心只过自己的好日子呢？
司空湛一路看到的大大小小的珈蓝和兰若，已经证明了一切，唯有佛门，才是这一切的根本。
信佛，虽能带来平和，却容易失去血性，对人如此，对国家同样不变。
大理国是佛教国家，皇帝都崇信佛教，以佛治国的思想在国政上也有着充分的体现。
从官员选拔中，有时直接选送有文化的僧人便可看出一二，在大理国中、后期也仿效中原王朝实行开科取仕，而对象也有些是僧人中的读儒书者，标准就是“通释习儒”，即通晓佛学的义理又熟悉四书五经，这些人便是大理国所特有的“释儒”的阶层。
另外，举国崇僧敬佛，国中的大事均有高僧参与决策，而皇家寺院天龙寺，当仁不让。
大理国以佛立国、以佛治国、臣民皆信佛。
“此邦之人西近天竺，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
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国家的灾祥祸福，都与当朝的帝王有关，与他们前世今身所作所为有着因果关系。国家一旦出现某种灾祸的征兆，便是帝王孽障缠身，只有出家，才能消灾免难。
大理国历代帝王也奇葩，他们不爱龙椅爱青灯，自认能做国王有大福报,能学佛有大善根，倒是心甘情愿的很。而且，上至国君，下至庶民均以出家为荣，社会风气如此。
据司空湛了解，在大理段氏，出家做和尚的皇帝不在少数，除皇帝段思英是被迫退位以外，其他都属自愿放弃江山社稷，落发出家。当然，段氏皇族子弟中还有许多人也随之出家。
这种现象史上是绝无仅有，大理段氏，以此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记忆中的一首诗，很好的能反应这些：
五台峰下龙兴地，高阳颛顼居为神；
太祖仁勇创基业，通海起兵蒙佛恩。
国祚承传三百载，十帝披剃成高僧。
长悲洪武一炬后，无人座下续禅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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