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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7章 挨绊儿
如果说京城证章厂是不经意间被撞伤了腰，才开始一蹶不振的。
纯属是被历史误伤的话。
那么其他的传统工艺美术厂家止不住的往下出溜儿。
就只能说是被历史刻意针对，故意绊倒的了。
而且是爬起来就伸腿绊倒，爬起来就绊倒！极为恶劣的那种情况！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
虽然建国之后，京城工艺美术行业对国家经济做出了实打实的贡献。
但整个行业的命运却相当坎坷，屡屡遭受历史的戏弄。
在生存问题上，一直面对着极为艰难的处境。
还别说什么保护和发展了，能保住技艺，不失传断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绝对是一件一提起来就让人相当郁闷与无奈的憾事。
毋庸置疑，工艺美术行业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是我国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积累。
尤其是京城工艺美术，更是因为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雄厚的历史根基，反映出我国工艺美术技艺的最高水平。
这话可不是瞎说的。
从辽、金的陪都，到元、明、清“天子脚下”的帝王之都。
历代政府都大量征召各地优秀的手工艺人到宫廷服役，建立起专职的管理、生产工艺美术品的各类机构。
如“少府监、御用监、造办处、如意馆”等。
这才致使京城工艺美术形成了名师荟萃、巧匠云集的局面，能够对各民族、各地域优秀的手工艺博采众长。
才能汲取精华，融汇贯通，开创出“料不厌其贵，工不厌其精，艺不厌其巧，品不厌其繁”的独树一帜的民族传统工艺特色。
才能以风格独特、品类繁多、技艺精湛，典雅名贵的正宗宫廷艺术而驰名中外。
也正是因此，在历次社会经济大变革中，京城的工艺美术才会拥有其他行业完全不可比拟的旺盛的生命力，相当顽强的幸存了下来。
像明清时期，虽然有外国资本侵入。
但京城传统工艺美术行业，却几乎从来没有遇到相应的“洋货”与之竞争。
不仅生产技艺仍世代沿续，而且还因出口的需要而逐步发展。
许多京城工艺美术品被国外艺术鉴赏家视为收藏价值极高的珍宝。
尤其是辛亥革命后，海禁大开。
京城工艺美术品更成为国外竞相争购的佳品，以至出现了“闹洋庄”的场面。
（注：洋庄是外国商人在京开办的专收工艺美术品的机构）。
仅据光绪朝至上世纪二十年代期间的文字记载，当时世界各地举办的博览会不下三十余次。
京城工艺美术行业只参展十次，但次次荣获金银大奖。
由此可见，京城的工艺美术其实一直就是京城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早在建国前，“京作”、“精作”的美名就誉满中外，成为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笔难以估价的无形资产。
而到了解放初期，哪怕百业凋零，工艺美术行业同样面临生存不下去的境地。
但刚刚成立不久的人民政府对传统工艺美术业进行了调研，得出的结论却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当时调研报告中写着，“全市虽然仅存下十九种特种手工艺工厂和作坊，可只要能恢复到正常生产水平。一年就可获一千万美元以上的外汇。若用这笔款项买粮食，足够全市百姓吃上两个月的。”
果不其然，随着政府出手大力扶持，成效斐然。
京城的工艺美术行业很快就成为了当时出口的“拳头”产品。
不负众望地为国家开始供血。
到1953年为止，不过短短数年间。
京城工艺美术行业的年产值就由1949 年的七十三万美元增长到七百多万美元，提高了近十倍，已经很接近当初做出规划的目标了。
(此处文章有删减)
刚刚干出点声色的京城工艺美术行业，就此没有了销路，重新陷入苦苦支撑，发展停滞的局面。
于是整个行业一方面开始抛弃高贵出品的资产阶级情调，尝试实用化和大众化的路线。
另一方面，也得在政府的帮助下，另寻其他外销的途径。
后来，因为苏联老大哥的帮助，出口开始转向东欧国家，这种情况才逐渐开始有所改善。
应该说，大多数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因为经济发展程度普遍不高，对工艺美术行业走大众化路线的普通产品还是比较欢迎的。
这种薄利多销，走低端路线尝试的方向，算是比较成功的。
但万万没想到政治风云再变，好日子结束的竟然那么突然。
(此处文章有删减)
1960年，这条外销的路也走不通了。
京城工艺美术产品出口量再度严重缩减，造成了工厂减产，工人转产。
等到好不容易我们凭借自己的力量，总算把出口的目标又转向了约旦、索马里、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等国，时间又到了1966年。
(此处文章有删减)
此后，行业内又开始进行压缩整合，导致大批工人改产、转产。
工人们放弃原有岗位，最多的去向，就是到电子器件厂。
这种恶劣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初期。
京城工艺美术行业才得以久旱逢甘雨，重新又受到重视，开始肩负创汇任务恢复出口生产。
但许多行业和厂家已经造成了严重人才流失，甚至出现了“人亡艺绝”的现象，实在难以再恢复如初了。
就比如“蜻蜓贾”的玉蜻蜓已经失传。
再比如象牙雕刻的“笔洗”和景泰蓝业的“海棠瓶”，也几乎没有人会做了。
但这还不算什么。
最最关键的是，在工艺美术行业各自凭着手工技艺，承担着与现代化工业工厂相同的税负时。
由于工艺品出口体制的垄断性，生产厂家不准自行销售产品，还导致工贸双方的矛盾十分严重。
负责购销的外贸单位，为多创上交利润，居然死命的卡供货单位的脖子，给价给得实在太低。
比如说京城工艺美术工厂于1972 年生产的多种原料、多种工艺相结合产品《神鹿宝车樽》。厂方定价一万一千元，但外贸收购只开价六千元。
后多次进行洽谈，厂方要求至少给八千元。
价格还没议定就送至花城出口产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
最终实售两万七千元，外贸这才开收购单。
这还像话嘛！
所以就因为这种讨价还价互相扯皮现象非常严重，才造成厂家对同一件高档产品，不得不定出两个价格标准。
但即便这样，企业往往连最低价格也达不到。
如1973 年春季广交会景泰蓝的《万花罐》、《梅花罐》。
厂家按成本加适当利润定价每对三百元，而外贸只肯给二百元。
当即就造成新开发的产品“即开即赔”。
而外贸却在交易会上标价每对六百元，顺利卖给了外商，得到了大批量的订货。
想想看吧，这种购销模式下，又怎么能让工艺美术品行业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呢？
甚至外贸为了省事儿，他们还拒收传统题材的作品。
弄得许多工厂诚惶诚恐。
结果1978 年春季广交会上售出了京城玉器厂过去生产的传统作品——翡翠《花熏》。
居然卖出了七十万元的高价，相当于出口两万五千辆国产自行车或十九万只京城白鸭。
所以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肥了过手就拿钱的外贸，苦了辛辛苦苦耍手艺的生产厂家。
严苛程度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
说一件事就能明白的差不多了。
就比如前英国首相邱吉尔之孙小邱吉尔，1973 年到京城工艺美术工厂参观时，对一件景泰蓝新产品大瓶异常喜爱。
他当即对陪同参观的人要求购买这个大瓶。
但厂方说不能卖，小邱吉尔很不理解，说“你们厂自己生产的东西为什么自己不能出售？”
厂方则以新开发的产品是展品不能卖做解释。
小邱吉尔说“新产品也是产品，工厂开工生产产品难道不是为了赚钱吗？你们说多少钱我付还不可以吗？”
厂方又再三婉拒，但小邱吉尔是非要买不可。
无奈，厂家最后只好向上级公司请示。上级公司又向其上级请示。
小邱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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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7章 挨绊儿
如果说京城证章厂是不经意间被撞伤了腰，才开始一蹶不振的。
纯属是被历史误伤的话。
那么其他的传统工艺美术厂家止不住的往下出溜儿。
就只能说是被历史刻意针对，故意绊倒的了。
而且是爬起来就伸腿绊倒，爬起来就绊倒！极为恶劣的那种情况！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
虽然建国之后，京城工艺美术行业对国家经济做出了实打实的贡献。
但整个行业的命运却相当坎坷，屡屡遭受历史的戏弄。
在生存问题上，一直面对着极为艰难的处境。
还别说什么保护和发展了，能保住技艺，不失传断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绝对是一件一提起来就让人相当郁闷与无奈的憾事。
毋庸置疑，工艺美术行业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是我国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积累。
尤其是京城工艺美术，更是因为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雄厚的历史根基，反映出我国工艺美术技艺的最高水平。
这话可不是瞎说的。
从辽、金的陪都，到元、明、清“天子脚下”的帝王之都。
历代政府都大量征召各地优秀的手工艺人到宫廷服役，建立起专职的管理、生产工艺美术品的各类机构。
如“少府监、御用监、造办处、如意馆”等。
这才致使京城工艺美术形成了名师荟萃、巧匠云集的局面，能够对各民族、各地域优秀的手工艺博采众长。
才能汲取精华，融汇贯通，开创出“料不厌其贵，工不厌其精，艺不厌其巧，品不厌其繁”的独树一帜的民族传统工艺特色。
才能以风格独特、品类繁多、技艺精湛，典雅名贵的正宗宫廷艺术而驰名中外。
也正是因此，在历次社会经济大变革中，京城的工艺美术才会拥有其他行业完全不可比拟的旺盛的生命力，相当顽强的幸存了下来。
像明清时期，虽然有外国资本侵入。
但京城传统工艺美术行业，却几乎从来没有遇到相应的“洋货”与之竞争。
不仅生产技艺仍世代沿续，而且还因出口的需要而逐步发展。
许多京城工艺美术品被国外艺术鉴赏家视为收藏价值极高的珍宝。
尤其是辛亥革命后，海禁大开。
京城工艺美术品更成为国外竞相争购的佳品，以至出现了“闹洋庄”的场面。
（注：洋庄是外国商人在京开办的专收工艺美术品的机构）。
仅据光绪朝至上世纪二十年代期间的文字记载，当时世界各地举办的博览会不下三十余次。
京城工艺美术行业只参展十次，但次次荣获金银大奖。
由此可见，京城的工艺美术其实一直就是京城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早在建国前，“京作”、“精作”的美名就誉满中外，成为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笔难以估价的无形资产。
而到了解放初期，哪怕百业凋零，工艺美术行业同样面临生存不下去的境地。
但刚刚成立不久的人民政府对传统工艺美术业进行了调研，得出的结论却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当时调研报告中写着，“全市虽然仅存下十九种特种手工艺工厂和作坊，可只要能恢复到正常生产水平。一年就可获一千万美元以上的外汇。若用这笔款项买粮食，足够全市百姓吃上两个月的。”
果不其然，随着政府出手大力扶持，成效斐然。
京城的工艺美术行业很快就成为了当时出口的“拳头”产品。
不负众望地为国家开始供血。
到1953年为止，不过短短数年间。
京城工艺美术行业的年产值就由1949 年的七十三万美元增长到七百多万美元，提高了近十倍，已经很接近当初做出规划的目标了。
(此处文章有删减)
刚刚干出点声色的京城工艺美术行业，就此没有了销路，重新陷入苦苦支撑，发展停滞的局面。
于是整个行业一方面开始抛弃高贵出品的资产阶级情调，尝试实用化和大众化的路线。
另一方面，也得在政府的帮助下，另寻其他外销的途径。
后来，因为苏联老大哥的帮助，出口开始转向东欧国家，这种情况才逐渐开始有所改善。
应该说，大多数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因为经济发展程度普遍不高，对工艺美术行业走大众化路线的普通产品还是比较欢迎的。
这种薄利多销，走低端路线尝试的方向，算是比较成功的。
但万万没想到政治风云再变，好日子结束的竟然那么突然。
(此处文章有删减)
1960年，这条外销的路也走不通了。
京城工艺美术产品出口量再度严重缩减，造成了工厂减产，工人转产。
等到好不容易我们凭借自己的力量，总算把出口的目标又转向了约旦、索马里、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等国，时间又到了1966年。
(此处文章有删减)
此后，行业内又开始进行压缩整合，导致大批工人改产、转产。
工人们放弃原有岗位，最多的去向，就是到电子器件厂。
这种恶劣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初期。
京城工艺美术行业才得以久旱逢甘雨，重新又受到重视，开始肩负创汇任务恢复出口生产。
但许多行业和厂家已经造成了严重人才流失，甚至出现了“人亡艺绝”的现象，实在难以再恢复如初了。
就比如“蜻蜓贾”的玉蜻蜓已经失传。
再比如象牙雕刻的“笔洗”和景泰蓝业的“海棠瓶”，也几乎没有人会做了。
但这还不算什么。
最最关键的是，在工艺美术行业各自凭着手工技艺，承担着与现代化工业工厂相同的税负时。
由于工艺品出口体制的垄断性，生产厂家不准自行销售产品，还导致工贸双方的矛盾十分严重。
负责购销的外贸单位，为多创上交利润，居然死命的卡供货单位的脖子，给价给得实在太低。
比如说京城工艺美术工厂于1972 年生产的多种原料、多种工艺相结合产品《神鹿宝车樽》。厂方定价一万一千元，但外贸收购只开价六千元。
后多次进行洽谈，厂方要求至少给八千元。
价格还没议定就送至花城出口产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
最终实售两万七千元，外贸这才开收购单。
这还像话嘛！
所以就因为这种讨价还价互相扯皮现象非常严重，才造成厂家对同一件高档产品，不得不定出两个价格标准。
但即便这样，企业往往连最低价格也达不到。
如1973 年春季广交会景泰蓝的《万花罐》、《梅花罐》。
厂家按成本加适当利润定价每对三百元，而外贸只肯给二百元。
当即就造成新开发的产品“即开即赔”。
而外贸却在交易会上标价每对六百元，顺利卖给了外商，得到了大批量的订货。
想想看吧，这种购销模式下，又怎么能让工艺美术品行业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呢？
甚至外贸为了省事儿，他们还拒收传统题材的作品。
弄得许多工厂诚惶诚恐。
结果1978 年春季广交会上售出了京城玉器厂过去生产的传统作品——翡翠《花熏》。
居然卖出了七十万元的高价，相当于出口两万五千辆国产自行车或十九万只京城白鸭。
所以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肥了过手就拿钱的外贸，苦了辛辛苦苦耍手艺的生产厂家。
严苛程度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
说一件事就能明白的差不多了。
就比如前英国首相邱吉尔之孙小邱吉尔，1973 年到京城工艺美术工厂参观时，对一件景泰蓝新产品大瓶异常喜爱。
他当即对陪同参观的人要求购买这个大瓶。
但厂方说不能卖，小邱吉尔很不理解，说“你们厂自己生产的东西为什么自己不能出售？”
厂方则以新开发的产品是展品不能卖做解释。
小邱吉尔说“新产品也是产品，工厂开工生产产品难道不是为了赚钱吗？你们说多少钱我付还不可以吗？”
厂方又再三婉拒，但小邱吉尔是非要买不可。
无奈，厂家最后只好向上级公司请示。上级公司又向其上级请示。
小邱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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